制定所需政策的出发点，必须是对目前规定世界事务的地缘政治状况的三个前所未有的条件的清醒认识：有史以来第一次，（1）只有一个国家才是真正的全球性大国；（2）一个非欧亚国家是世界上唯一地位突出的国家；（3）欧亚大陆这个世界的中心舞台被一个非欧亚大国所主导。

然而，一项全面、完整的欧亚地缘战略的基础又必须是认识到美国有效实力的局限性，以及随着时间推移美国实力不可避免的减弱。正如本书在前面已指出的，正是欧亚大陆的辽阔和多样性，以及这一大陆中某些国家的潜在实力，限制了美国影响力的深度及其对形势发展控制的程度。这一条件有助于对地缘战略进行深入的考虑，并有助于有目的地在欧亚这个大棋盘上有选择地部署美国的资源。既然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前所未有的实力势必减弱，那么当务之急必须是以不威胁到美国在全球的首要地位的方式处理好其他地区大国的崛起问题。

如同下棋一样，美国的全球策划者必须预先设想下几步棋，并预想到对手可能采取的反攻步骤。因此，一项可持续实施的地缘战略必须区分出短期前景（今后五年左右）、中期前景（二十年左右）和长期前景（超过二十年）。此外，不应把这些阶段看作相互完全隔离的块块，而应将它们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的组成部分。应从第一阶段逐步、始终不渝和目的明确地进入第二阶段，然后，经由第二阶段最终导致第三阶段。

短期内，在欧亚大陆的地图上加强和永久保持地缘政治普遍的多元化符合美国的利益。这促使人们重视纵横捭阖，以防止出现一个最终可能向美国的首要地位提出挑战的敌对联盟，且不说防止任何一个特定国家试图向美国挑战的微弱的可能性。在中期内，上述考虑应逐步让位于更加重视若干地位日益重要、战略上又相互协调的伙伴国家的出现。它们在美国领导作用的带动下，可能会出力帮助构筑一个更为合作的跨欧亚安全体系。在更长远的时间里，上述状况可能将最终导致产生一个真正分摊政治责任的全球核心。

当务之急是确保没有任何国家或国家的联合具有把美国赶出欧亚大陆，或大大地削弱美国关键性仲裁作用的能力。然而，不应把跨洲际的地缘政治多元化的加强本身视为目的。这只不过是实现在欧亚重要地区建立真正战略伙伴关系的中期目标的手段而已。民主的美国不可能愿意以军事资源为后盾，纵横捭阖而永久地卷入管理欧亚事务的艰难、费时和高代价的任务，以防止任何一个大国主导欧亚地区。因此，不论从逻辑上还是从意图上说，第一阶段都必须发展到第二阶段。在第二阶段内，宽容的美国霸权的存在仍会阻止其他国家提出挑战。阻止的方法不仅是使向美国挑战的代价太高，而且是使美国霸权并不威胁到欧亚潜在的雄心勃勃的地区大国的根本利益。

中期目标具体要求的是培育真正的伙伴关系。主要是与更加团结一致和政治作用业已界定的欧洲和地区强国中国，与（人们希望看到的）后帝国时期更加面向欧洲的俄罗斯，以及与地处欧亚南翼发挥地区稳定作用的民主印度的伙伴关系。然而，同欧洲和中国分别建立更广泛的战略关系这一努力的成败，确实将决定俄罗斯今后作用的环境。俄罗斯的作用也许是积极的，也许是消极的。

顺理成章的是，扩大的欧洲和北约将十分有助于美国实现其政策的短期和长期目标。扩大的欧洲将会扩大美国影响力的范围——通过吸收中欧新成员国，通过在欧洲委员会内增加亲美成员国——而不必同时建立一个政治上过分一体化的欧洲，避免这样一个欧洲不久就可能在其他地方的重大地缘政治问题上，特别是在中东问题上，向美国提出挑战。一个政治上经过界定的欧洲对于逐步将俄罗斯吸收进全球合作体系也是至关重要的。

应该承认，光靠美国自身的力量无法造就一个更为团结的欧洲。那是要靠欧洲人，特别是法国人和德国人才能做成的事情。但是美国却可以阻挠一个更为团结的欧洲的出现。而那会给欧亚大陆的稳定，以及美国自身的利益带来灾难性后果。的确，欧洲如果不是变得更加团结，就有可能再次变得更加分裂。因此，如同已经指出的那样，美国必须同法、德密切合作，以寻求建立一个充满政治活力的欧洲，一个继续与美国联系在一起的欧洲，一个扩大合作的国际民主体系的范围的欧洲。问题不在于在法、德之间作出抉择。不管是缺了法国还是德国，都不会有欧洲。而没有了欧洲，就不会有跨欧亚体系。

就具体问题而言，要实现上述目标，美国需要逐步照顾到他国关于分享北约领导权的想法，更多地认可法国关于欧洲不仅在非洲还要在中东发挥作用的考虑并继续支持欧盟的东扩，不论欧盟是否在政治、经济上成为更加自以为是的全球性角色。^[1]大西洋两岸国家一些有威望的领导人提出的一项跨大西洋的自由贸易协议，也可缓解更加团结的欧洲和美国之间发生日益加剧的经济竞争的危险。不管怎么说，欧盟果真最终能够成功地把几世纪之久的民族主义敌对情绪，连同其在全球的破坏性后果统统埋葬掉，那么，美国目前作为欧亚大陆仲裁人的决定性作用逐步受到某种程度的削弱也是值得的。

北约和欧盟的扩大将有助于重振欧洲自身日益减退的宏大使命感。与此同时，还可加强因冷战的胜利终结而获取的民主成果。这一点对美国和欧洲都是有利的。受这种努力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美国同欧洲的长期关系。一个新的欧洲仍处于形成的过程之中。如果这个新的欧洲在地缘政治上仍然是“欧洲—大西洋”范围的一部分，那么，北约的扩大是十分必要的。同样的，既然人们已作出了承诺，那么北约东扩的失败将会使扩大欧洲的想法夭折，使中欧地区的人们大为灰心，甚至会使俄罗斯对中欧地区目前已暂时收敛或奄奄一息的地缘政治抱负死灰复燃。

的确，由美国领导的扩大北约努力的失败甚至会重新唤起俄罗斯更大的野心。尚无迹象表明俄罗斯的政治精英们同欧洲人一样支持美国的强大和持续的政治军事存在，而历史的记载更是与此截然相反。因此，虽然同俄罗斯建立日益密切的合作关系显然是可取的，美国对俄罗斯明确阐明其在全球的优先考虑也十分重要。如果必须在一个更广泛的欧洲—大西洋体系和一个较好的对俄关系之间作出抉择的话，那么前者无疑对美国更为重要。

鉴于这一原因，就北约东扩问题同俄罗斯达成的任何妥协都不应带来使俄罗斯成为北约事实上的决策成员国的结果。那样的话，只会淡化北约具有的欧洲—大西洋特性，同时使新成员降为二等公民。那将给俄罗斯造成机会，使它不仅重新努力获取在中欧的势力范围，还会利用它在北约的存在，利用美欧分歧以削弱美国在欧洲事务中的作用。

同样重要的是，随着中欧国家加入北约，对俄罗斯作出的任何有关该地区新的安全保证都应是真正对等的，因此也是相互确保的。限制在新成员国的国土上部署北约的部队和核武器，可以是减少俄罗斯合法关注的重要因素，但是与此相对应的是，俄罗斯应就加里宁格勒这一具有潜在战略威胁的突出地区的非军事化作出保证，同时俄罗斯应限制在北约和欧盟新成员国的边界附近部署大量部队。尽管俄罗斯所有新近独立的西部邻国都急于同俄罗斯发展稳定和合作的关系，实际情况是，出于可以理解的历史原因，它们对俄罗斯仍旧怀有恐惧感。因此，对北约和欧盟与俄罗斯之间出现的和解，所有欧洲国家都会表示欢迎，并将其视为俄罗斯最终作出了令人欢迎的后帝国的倾向欧洲的抉择。

这种选择有利于为提高俄罗斯的地位和尊严作出更广泛的努力。吸收俄罗斯成为七国集团的正式成员，以及提高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决策机构（在其中可建立一个由美国、俄罗斯和几个重要欧洲国家组成的特别安全委员会）的级别，将为俄罗斯以建设性方式参与欧洲的政治和安全建设提供机会。这种做法，加上西方对俄罗斯的财政援助，以及更加雄心勃勃的、把俄罗斯和欧洲更紧密地联在一起的新高速公路和铁路网方案的制定，将把赋予俄罗斯所作赞同欧洲的选择实质性内容的进程大大向前推进。

俄罗斯在欧亚大陆的长远作用将基本取决于俄罗斯在界定自身地位方面必须作出的历史性选择。在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也许仍然处于选择的过程中。即使欧洲和中国都能扩大各自的地区影响辐射范围，俄罗斯仍将是世界上最大一块领土的主人，其领土横跨十个时区，面积比美国或中国都大一倍，即使扩大了的欧洲也不能与之相比。因此，对俄罗斯来说，关键的问题并不是领土的丧失。有巨大版图的俄罗斯不得不认真对待并正确理解的现实是：欧洲和中国已经在经济上比它更强大，而且中国还可能在实现社会现代化的道路上走得更快。

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的政治精英们应更明确地认识到：俄罗斯的优先目标是自身的现代化，而不是徒劳地谋求重获它过去的全球性大国地位。鉴于俄罗斯辽阔的面积和多样性，一种在自由市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权力分散的政治制度可能更有利于发挥俄罗斯人民和俄罗斯丰富自然资源的潜力。再说，把这样一个权力更为分散的俄罗斯动员起来去实现帝国野心也不那么容易。由一个欧洲的俄罗斯、一个西伯利亚共和国和一个远东共和国组成的松散邦联制的俄罗斯也更容易同欧洲、新的中亚国家和东方建立更密切的经济关系，并加速俄罗斯本身的发展。组成邦联的三个实体将能更好地发掘本地的创造潜力。这种潜力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被莫斯科沉重的官僚统治所扼杀。(www.daowen.com)

如果美国能成功地执行其俄罗斯战略的第二个必要环节，俄罗斯就更可能作出赞同欧洲而不谋求成为帝国的明确选择。这第二个环节就是强化在后苏联空间内无处不在的地缘政治多元化趋势。加强这种趋势有助于抑制帝国野心的诱惑力。一个后帝国的、倾向欧洲的俄罗斯应当确认，美国为上述目的作出的努力有助于巩固地区的稳定和减少沿俄罗斯不稳定的南部新边界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但是，加强地缘政治多元化的政策不应以同俄罗斯建立友好关系为先决条件。在不能发展同俄罗斯的友好关系的情况下，这种政策是一种重要的保障，因为它可起到阻止任何确实具有威胁性的俄罗斯帝国政策重新出现的作用。

因此，对重要的新独立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支持是更大的欧亚战略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项政策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是：使乌克兰作为主权国家的地位得到加强，同时乌克兰将重新把自己确定为一个中欧国家并谋求同中欧更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同样重要的是，与阿塞拜疆和乌兹别克斯坦这种战略地位重要的国家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并且作出更广泛的努力，使中亚国家不顾俄罗斯的阻挠而向全球经济开放。

向日益开放的里海—中亚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国际投资不仅有助于加强这一地区新建立国家的独立性，而且从长远来说对一个后帝国的、民主的俄罗斯也有利。开发该地区的能源和矿产资源能给这一地区带来繁荣并加强其稳定和安全感，同时还有可能减少出现巴尔干式冲突的危险。该地区在外资的资助下加速发展，使经济不发达的相邻的俄罗斯各州也能从中受益。另外，一旦该地区的新领导精英们认识到俄罗斯默许该地区融入全球经济，他们对同俄罗斯发展密切经济关系的政治后果所怀的忧虑就会减少。非帝国的俄罗斯到时候可能作为该地区的主要经济伙伴而被各国所接受，虽然它已不再是地区的帝国统治者。

为了促进南高加索和中亚地区的稳定和独立，美国必须谨慎地避免疏远土耳其，并探索改善同伊朗的关系是否可行。如果让一直谋求加入欧洲的土耳其感到自己被排除在欧洲之外，土耳其将更加伊斯兰化，更有可能出于怨恨而对扩大北约投否决票，而且更不可能在使世俗的中亚更加稳定并融入世界大家庭方面同西方合作。

因此，只要土耳其的国内政治不大幅度转向伊斯兰化，美国就应利用自己在欧洲的影响促使土耳其最终加入欧盟，并坚持把土耳其当作一个欧洲国家来对待。为了加强土耳其关于自己是美国战略伙伴的意识，美国应同安卡拉就里海盆地和中亚地区的未来进行定期的磋商。此外，美国还应当大力支持土耳其实现其从阿塞拜疆的巴库铺设一条能抵达土耳其的地中海海岸城市杰伊汉的石油管道的愿望，这条管道将为里海盆地的能源提供一个主要出口。

另外，美国同伊朗的敌对关系长期化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任何最终的和解都应建立在这样一种认识的基础之上：稳定目前伊朗面临的极具爆炸性的地区环境是双方共同的战略利益。当然，任何和解都必须是双方努力的结果，而不是一方给予另一方的恩惠。一个强大的、甚至其行为虽受宗教驱使但不盲目热衷于反西方的伊朗符合美国的利益。最终，连伊朗的政治精英们也有可能承认这一现实。与此同时，为美国在欧亚大陆的长远利益着想，美国不应继续反对土耳其同伊朗建立更密切的、特别是在铺设石油管道方面的经济合作，也不应反对伊朗、阿塞拜疆和土库曼斯坦之间建立其他联系。美国长期参与为这些项目提供资金，实际上也符合美国的利益。^[2]

尽管印度目前在欧亚舞台上是个相对被动的角色，但印度的潜在作用应当受到重视。印度在地缘政治上受到中国—巴基斯坦联盟的遏制，而软弱的俄罗斯又不能为其提供过去苏联曾提供过的那种政治支持。但是，印度民主制的存在是重要的，因为它比大量的学术争论更有力地驳斥了人权和民主纯粹是西方的地方性现象这样一种观念。因此，印度的失败将是对民主制度发展前景的打击，也意味着将在亚洲舞台上除掉一个能加强力量平衡的大国。特别是在中国的地缘政治地位越来越突出时，这更应被视为一种损失。因此，使印度逐步深入地参与关于地区稳定，特别是中亚前途问题的磋商是适时的，当然还要促进美印两国军方建立更直接的双边联系。

没有美国和中国之间战略理解的深化，整个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多元化就既不能实现也不能稳定发展。因此，为了提高中国与美国实现和解的兴趣，必要的第一步是奉行一项使中国参与认真的战略对话的政策，最终也许还要使中国参与包括日本在内的三方努力。这种和解将反映美国和中国之间确实存在的一些共同地缘政治利益（特别是在东北亚和中亚地区）。美国还应消除关于自己的一个中国政策承诺的任何游移不定，除非台湾问题，特别是在中国收回香港之后，出现恶化。出于同样的道理，中国为了自身的利益，应当通过收回香港成功地证明这样一个原则：甚至一个大中华也能容忍和保障更为多样性的国内政治安排。

尽管正如在第四章和第六章中已阐述的那样，中国、俄罗斯和伊朗想要结成的任何反美联盟都不大可能超出某种临时的、策略性的姿态，但美国仍应重视在处理美中关系时不要把北京往这个方向推。在任何这类“反霸权”的联盟中，中国都将起关键作用。作为最强大的和最有活力的成员，中国将成为这种联盟的领袖。这种联盟只会围绕着一个不满、失望和有敌意的中国出现。俄罗斯和伊朗都没有财力成为这种联盟有吸引力的核心。

因此，美国和中国有必要就某些领域进行战略对话。两国都不愿看到这些领域被其他有霸权野心的大国所主导。但为了取得进展，对话必须是持续和认真的。在这种相互沟通的过程中就有关台湾、甚至人权等更有争议的问题进行探讨可能会更具说服力。确实很有可能使人相信，中国国内的自由化不完全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因为只有一个朝民主化方向前进和繁荣的中国才有可能吸引台湾接受和平统一。任何试图以强制手段实现统一的做法都将不仅使美中关系受到损害，而且必然会削弱中国吸引外资和维持发展的能力。中国寻求区域性首要位置和全球性地位的抱负也将因此不能实现。

尽管中国正逐步成为一个地区性主导大国，但（由于在第六章中已阐述的理由）它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不可能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国。外界对中国成为全球性大国表现出的多疑的恐惧正在使中国变得妄自尊大，并可能促使有关美中关系更加敌对的预言成为现实。因此，对中国既不应遏制，也不应抚慰。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和至少到目前为止相当成功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应得到尊重。中国不仅可能在远东，而且可能在整个欧亚大陆发挥更大的地缘政治作用。因而明智的做法是吸收中国参加世界主要国家首脑每年举行的七国首脑会议。特别是由于俄罗斯的参加已使这个首脑会议关注的焦点从经济扩大到政治，就更应吸收中国参加了。

由于中国越来越融入世界体系，并因此越来越无法也不愿用政治上不明智的方式谋取其地区的首要地位，随之而来的是，在历史上与中国一向有利益关系的地区事实上出现了一个中国受敬服的范围，这种情况很可能成为新欧亚大陆地缘政治平衡结构的一部分。统一后的朝鲜是否会摆向这一范围，主要将取决于日朝和解的程度（美国对此应给予更积极的鼓励）。但不管如何，没有中国的认可，朝鲜的统一是难以实现的。

无论如何，出于历史的和地缘政治的原因，中国都应该把美国视为天然盟友。美国从未像俄罗斯和日本那样企图夺取中国领土，也从未像英国那样羞辱过中国。另外，如果没有同美国的经得起考验的战略共识，中国就不大可能不断吸引大量外资，以保证其经济增长并取得地区性的举足轻重地位。同样，没有美中战略协调关系作为美国参与欧亚事务的东部支柱，美国就不可能有亚洲大陆的地缘战略。没有亚洲大陆的地缘战略，美国就不可能有欧亚大陆的地缘战略。因此，对美国来说，中国这个地区大国在被吸收进更广泛的国际合作框架之后，可以成为一种保障欧亚大陆稳定的、十分重要的地缘战略资产。在这个意义上，其重要性不亚于欧洲，其影响力超过日本。

但同欧洲的情况不同，在东方大陆近期内不可能出现一个民主的桥头堡。这就使美国更有必要把对与中国不断加深的战略关系的培育建立在这样的明确认识的基础上：一个民主的和经济上成功的日本是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主要伙伴和在全球事务中的重要伙伴。鉴于地区其他国家对它的强烈反感，日本不可能成为一个起主导作用的亚洲地区大国，但它却可以成为领头的国际性大国之一。但是东京如果能在可称之为全球问题新议事日程方面同美国密切合作，同时又不去为成为地区大国进行徒劳和可能事与愿违的努力，那么，日本将能扮演一个在全球事务中有影响的角色。因此，美国政治才能的任务应是引导日本向这一方向发展。美日达成一项创立共同经济空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将能加强两国关系和促进上述目标。因此，两国应共同仔细考虑这样一个协定的效用。

通过同日本建立密切的政治关系，美国将更有把握一方面适应中国在本地区的抱负，同时又反对它的更加武断的行为。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建成一种集美国的全球性力量、中国的地区性举足轻重地位和日本的国际性领头作用为一体的复杂的三方协作关系。但是，不明智地扩大美国同日本的军事合作则可能破坏这种广泛的地缘战略协作。日本的主要作用不应是美国在远东的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也不应是美国主要的亚洲军事伙伴或潜在的亚洲地区性大国。错误地引导日本谋求发挥这些作用中的任何一种，都将使美国脱离亚洲大陆，损害同中国达成某种战略共识的前景，并因此削弱美国在整个欧亚大陆加强稳定的地缘政治多元化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