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策的任务应为：确保日本作出上述选择，中国崛起而在本地区取得举足轻重的地位不致妨碍东亚力量的稳定三角平衡关系。努力处理好同日本与中国的关系和维持包括美国在内的稳定的三方间相互作用关系，这对于美国的外交技能和政治想象力将是严峻的考验。消除过去那种认为日本的经济上升会导致所谓威胁的成见和消除对中国的政治能量的恐惧心理，有助于给必须奠基于仔细的战略估算的政策注入冷静的现实主义。这种估算是：如何把日本的能量纳入国际方向和如何把中国的力量引入区域性妥协。

只有这样，美国才能在欧亚大陆的东部形成相当于欧洲在欧亚西端的一个协调的地缘政治结构，即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地区力量结构。可是，同欧洲情况不同的是，在东部大陆不会很快出现民主的桥头堡。相反，美国同日本在远东重新确定了方向的同盟必须成为美国同在该地区举足轻重的中国之间实行妥协的基础。

从本章前两节所作的分析中可以得出若干对于美国来说是重要的地缘战略结论。

有关中国是下一个全球性大国的这样一种流行的看法孕育着反对中国的偏执狂，并在中国内部培育着妄自尊大的思想。对于中国将肯定成为下一个全球性大国的恐惧，往好处说，是为时过早，往坏处说，则可能会成为自行实现的预言。因此，组织一个旨在遏制中国上升为全球性大国的联盟会产生消极的后果。那样做只会确保一个在地区内有影响的中国变得敌对。同时，任何这种努力都会使美日关系趋于紧张，因为大多数日本人可能会反对这样一个联盟。根据这一情况，美国应该不再压日本在亚太地区承担更大的防务责任。这种努力只会妨碍稳定的日中关系的出现，同时还会使日本在本地区进一步陷于孤立。

但是，正因为中国事实上不可能很快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国，也正因为如此，对中国实行地区遏制的政策不明智，把中国作为全球性的重要棋手来对待才可取。把中国拉进更广泛的国际合作之中并赋予它所渴望的地位，能收到钝化中国民族雄心的尖利锋芒的效果。朝此方向可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是，吸收中国参加世界主要国家七国集团每年一度的首脑会议，特别是既然俄罗斯已被邀请参加，就更应让中国参加。

不管表面现象如何，实际上中国并无很大的战略选择余地。中国持续的经济成功严重依赖西方资本和技术的流入和外国市场的准入。正是这一点严重地限制了中国的选择。中国同一个不稳定而且贫困的俄罗斯结盟，是不可能拓宽自己的经济或地缘政治前景的（而对俄罗斯来说，这将意味着从属于中国）。即使玩这种主意对中、俄双方都有点儿策略上的诱惑力，但这毕竟不是一项可行的地缘战略选择。援助伊朗和巴基斯坦，对中国来说具有更直接的地区和地缘政治上的意义，但也不可能以此作为认真谋取全球性大国地位的出发点。如果中国感觉到，美国（在日本的支持下）在阻挠其实现民族的或地区的抱负的话，那么组织“反霸”联盟可能成为最后的抉择。但是，那将是个穷困国家的联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它们将继续一起贫困下去。

大中华作为地区性主导大国正在崛起。既然如此，这个大中华可能试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邻国，而这可能导致地区的不稳定；或者大中华也许会沿袭昔日中华帝国的历史传统而满足于较为间接地施展其影响。将来出现的是霸权主义的势力范围还是较模糊的受敬服的范围，部分地要取决于中国政权专断的程度，部分地也取决于起关键作用的外部棋手，最主要是美国和日本对大中华的出现作出反应的方式。简单的绥靖政策会怂恿中国采取更加过分自信的姿态，但仅仅采取阻拦大中华出现的政策，也可能导致类似的结果。在某些问题上采取审慎的让步政策，在另一些问题上则采取（对中国的行动）划出准确界限的政策，或许能够避免发生上述两种极端的情况。

无论如何，在欧亚大陆的一些地区，大中华可能发挥同美国在一个稳定而政治上多元化的欧亚大陆方面的大地缘战略利益相匹配的地缘政治影响。例如，中国对中亚日益增加的兴趣势必会限制俄罗斯谋求在莫斯科控制下实现任何形式的政治重新一体化的行动自由。与此相关及在有关波斯湾的问题上，中国对能源的日益增长的需求，决定了中国将在保持自由进入产油地区以及产油地区的政治稳定方面与美国具有共同利益。同样，中国支持巴基斯坦抑制了印度企图使巴基斯坦从属于印度的野心，并可抵消印度在阿富汗和中亚问题上同俄罗斯合作的意向。最后，中国和日本参与东西伯利亚的开发也同样有助于促进地区的稳定。应该通过持续的战略对话来探索这些共同利益。^[9]

也有一些中国的雄心可能同美国的（还有日本的）利益发生冲突的地区，尤其是中国如果将运用历史上更惯用的强硬策略去实现这些雄心的话。这点特别适用于东南亚、中国台湾和朝鲜。

东南亚从其潜力来看，是太富有了，地理上也太辽阔了，总而言之是太大了，因此，即使是一个强大的中国也不易使东南亚屈从于己。但是，东南亚又太软弱、政治上也过于四分五裂，因此，不能不成为一个至少是中国受敬服的地区。随着中国力量的壮大，中国的地区影响势必增长。虽然许多事情取决于中国如何运用它的力量，但直接反对中国或者卷入像南中国海争端一类的问题是否符合美国的特殊利益尚不清楚。中国人在微妙地处理不对称的关系方面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历史经验。进行自我克制以免引起本地区的恐惧肯定是符合中国的自身利益的。那种恐惧心理可能导致产生一个地区的反华联盟（在印尼和澳大利亚间刚开始的军事合作中，这种倾向已初露端倪），而这种联盟很可能向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寻求支持。

一个大中华，特别在香港回归之后，几乎可以肯定会更加起劲地寻求实现台湾与大陆的重新统一。充分认识这样一个事实是十分重要的：中国从来没有默认过台湾的无限期分离。因此，在将来的某个时候，这个问题会酿成美国同中国迎头相撞的冲突。其后果对有关各方都将是非常有破坏性的：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受挫；美日关系将十分紧张；美国在欧亚大陆东部建立稳定的力量均势的努力将翻车。

相应地，在这个问题上对等地取得并维持最大透明度是十分必要的。即使在可预见的将来可能还缺乏有效地胁迫台湾的手段，北京方面仍必须懂得并信服，美国如果默认使用军事力量强行统一台湾的尝试，那么美国在远东的地位将受到毁灭性的破坏，因此，如果台湾那时候无力保护自己的话，美国决不能在军事上无所作为。

换句话说，美国将不得不进行干预。但那并不是为了一个分离的台湾，而是为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利益。这是个重要的区别。一个分离的台湾本身对美国来说并无任何特殊利益。事实上，美国官方的立场一直是，而且应该继续是，只有一个中国。但是，中国统一台湾的方式可能触犯美国的根本利益，中国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

台湾问题也给美国在同中国打交道时提出人权问题提供了合法理由，中国没有道理指控美国干涉其内政。完全可以向北京重申，只有在中国更加繁荣发达和更加民主之后才能实现统一。不管如何，为了台湾而更加尊重人权是符合中国的利益的。美国在这种背景下提出人权问题也是恰当的。

与此同时，美国必须信守对中国的许诺，避免直接或间接地支持任何在国际上提高台湾地位的行动。在20世纪90年代，美台间的某些官方接触给人以这样的印象：美国在心照不宣地开始把台湾当作一个独立的国家来对待。中国对此表示愤慨是可以理解的。中国对台湾官员加紧争取国际上承认台湾分离地位的活动表示不满，也同样是可以理解的。

因此，美国不必羞羞答答而应该明确地表示，如果台湾人试图改变早已确定和有意含糊对待的海峡两岸关系，将使美国对台态度受到有害影响。再者，如果中国确实繁荣发达起来而且实现了民主化的话，如果中国在香港回归之后没有出现在公民权利方面的倒退的话，那么，美国鼓励海峡两岸就最后统一的条件进行认真的对话，也将有助于在中国国内制造扩大民主化的压力，同时将促进美国和大中华之间实现更加广泛的战略妥协。

地处东北亚的地缘政治支轴国家韩国，有可能再一次成为中美争执的根源，而且它的前途也将直接影响美日关系。只要朝鲜半岛继续分裂下去，而且在不稳定的北方和日益富裕的南方之间继续存在着爆发新的战争的可能性，美军就必须继续留驻在朝鲜半岛。美国单方面撤军不仅可能引发新的战争，而且很可能标志着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存在的结束。在美国抛弃了韩国之后，很难设想日本人会继续依靠部署在日本领土上的美军。最可能的后果将是，日本将迅速地重新武装，并因此导致整个地区的广泛动荡。

不过朝鲜的重新统一也可能会造成地缘政治上的严重困境。如果美军将继续留驻在统一后的朝鲜，就不可避免地会被中国人看作是针对中国的。事实上，中国人是否会默认这种情况下的朝鲜统一是个大疑问。如果统一分阶段进行的话，包括所谓的软着陆，中国会从政治上进行阻挠并支持朝鲜那些仍然反对统一的人。如果朝鲜是在北方“强行着陆”的情况下通过暴力统一的，那么，甚至不能排除中国进行军事干涉的可能性。在中国人看来，只有在统一不同时成为美国力量（由日本在背后作为跳板）的直接延伸这种情况下，朝鲜的统一才是可以接受的。

可是，一个统一的、没有美军驻扎在其领土之上的朝鲜很可能首先在中、日之间搞某种形式的中立，然后，部分地受虽是残存却仍强烈的反日情绪的驱动而逐渐地倾向中国，或者被置于中国的政治影响范围之下，或者进入某种更加微妙的敬服中国的范围。到那时将出现这样的问题：日本是否仍然愿意充当美国力量在亚洲的唯一基地。至少这个问题将在日本国内政治中引起最严重的分裂。因此而造成的美国远东军事活动范围的任何收缩，都将使维持稳定的欧亚大陆力量均势更加困难。上述种种考虑，加强了美日在朝鲜维持现状的利益（诚然各自出发点略有不同）。若现状就是得改变，也得非常缓慢地分阶段前进，最好是在深化美中地区妥协的环境下进行。(www.daowen.com)

与此同时，日韩间的真正和解将为朝鲜的任何最终统一提供更为稳定的地区环境而作出重要贡献。日韩间的真正和解将缓解由于朝鲜重新一体化所带来的种种复杂的国际问题，并导致在两国间建立日益具有合作性质和约束力的政治关系。美国在促进这一和解方面能够发挥关键性的作用。许多首先被用于推进德—法和解，后来又被用于推进德国和波兰和解的具体步骤（例如，从提出联合大学方案直到建立联合军团）也可在这里适用。全面且有利于地区稳定的日韩伙伴关系，反过来也许使美国甚至在朝鲜统一之后也更容易在远东继续存在下去。

同日本保持密切的政治关系符合美国的全球地缘战略利益，这一点几乎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日本是否成为美国的附庸、对手或者伙伴，则取决于美国人和日本人是否有这样的能力，即更加明确地阐述两国应寻求的共同国际目标，更加清楚地划分美国在远东的地缘战略使命和日本所希望扮演的全球角色之间的界线。对于日本来说，尽管国内对日本的外交政策有争论，但同美国的关系依然是主导它的国际方向感的主要灯塔。日本迷失方向，或者走上重新武装道路，或者单独同中国搞妥协，都会导致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作用寿终正寝，并将排除美、日、中在地区内稳定的三角安排出现的可能性。这也将排除在整个欧亚大陆建立由美国安排的政治均势的可能性。

简而言之，一个迷失方向的日本，犹如一条在沙滩上搁浅的鲸鱼：无助地四处拍打，十分危险。这将破坏亚洲的稳定，却不能提供可以取代所需的美、日、中稳定均势的另一种可行的选择。美国只有通过同日本的密切联盟才能适应中国的地区抱负，并制约其表现。只有在此基础之上，才能构筑一种错综复杂的三方相互适应的关系。这种关系涉及美国的全球力量，中国在地区里举足轻重的地位和日本的国际领导地位。

根据前述情况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削减美军在日本（并由此延伸到韩国）存在的现有水平是不可取的。可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任何在重要意义上扩大日本军事努力的地缘政治范围和实际规模，也是不可取的。在令人不安地迷失战略方向的情况下，美国大规模的撤军很可能引起日本推出大规模武装的计划，而美国压日本担当更大的军事作用只能损害地区稳定的前景，阻碍在更广泛的区域范围同大中华达成妥协，导致日本不再承担更具建设性的国际使命，并因此使在整个欧亚大陆推进稳定的地缘政治多元化的努力变得更加复杂。

还有一条合乎逻辑的结论是，如果日本不再面向亚洲而是面向全世界的话，必须给它有意义的鼓励和某种特殊的地位，以较好地照顾日本的民族利益。中国可以首先成为地区大国，而后再谋求成为全球性大国。日本则与中国不同，它可以用回避追求地区大国地位的办法来赢得全球性影响。但是，这使日本更有必要认识到日本是美国在全球使命中的特殊伙伴。而这一全球使命使日本在政治上感到满足，在经济上有利可图。为此目的，美国应当考虑缔结一项美日自由贸易协定，以开创美日的共同经济空间。这一步骤把美日之间日益增长的经济联系正式固定下来，并为美国在远东的继续存在和日本建设性地参与全球事务提供地缘政治基础。^[10]

结论就是，对美国来说，在建立日益具有合作性和渗透性的全球合作体制中，日本应该成为美国的第一位重要伙伴；而在以向中国举足轻重的地区性地位挑战为目标的任何地区安排中，不是主要依靠日本作为美国的军事同盟国发挥作用。实际上，日本应该是美国在处理世界事务新议程中的全球性伙伴，地区内举足轻重的中国则应该成为美国的远东之锚，由此促使欧亚大陆出现一种力量均势。在这个方面欧亚大陆东部的大中华与欧亚大陆西部日益扩大的欧洲，作用同等重要。

[1] 据中国计量经济和技术研究所1996年发表的题为《走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的较乐观的报告估计，201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将达约735美元，或比世界银行界定的低收入国家高出30美元不到一点。

[2] 据1994年9月25日的《亚洲周刊》（Asiaweek），东南亚500家最大的华人拥有的公司的资产合计约为5 400亿美元。其他的估计数更高：1996年11/12月号《国际经济》（International Economy）报道说，5 000万海外华人的年收入约与上述数字相同，因而，大约与中国大陆的国内生产总值大体相当。据说，海外华人控制了90%的印尼经济，75%的泰国经济，50%—60%的马来西亚经济，以及新加坡的全部经济，有人对这种情况表示担忧。一个前印尼驻日本大使甚至因此公开警告说，“中国正在本地区进行经济干预”，这不仅可能利用中国在本地区的存在，而且甚至会导致出现中国出资支持的“傀儡政府”（见Saydiman Suryohadiprojo, “How to Deal with China and Taiwan,” Asahi Shimbun[Tokyo], September 23, 1996）。

[3] 1997年3月31日曼谷的英文报纸《民族报》（The Nation）发表的有关差瓦立（Chavalit Yongchaiyudh）总理访问北京的报道反映了这方面的苗头。这次访问的目的被称为是与“大中华”建立牢固的战略同盟。据称，泰国领导已“承认中国是一个具有全球性作用的超级大国”，并表示泰国愿意成为“中国和东盟之间的桥梁”。新加坡在强调与中国认同方面走得更远。

[4] 参见Song Yimin, “A Discussion of the Division and Grouping of Forces in the World Afte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tudies（Chin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Beijing）, 6-8（1996）：10。她对美国的这一分析代表了中国最高领导的看法。发行量很大的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机关报《人民日报》1996年4月29日发表了这一分析的简述。

[5] 对美国据称欲建立这种反华亚洲体系的意图的详尽分析，参见Wang Chunyin， “Looking Ahead to Asia-Pacific Security in the Early Twenty-first Century,” Guoji Zhanwang（World Outlook）, February 1996。

中国的另一位评论家争辩说，美日安全安排已经从遏制苏联势力的“防御之盾”变为针对中国的“进攻之矛”（见Yang Baijiang, “Implications of Japan-U.S. Security Declaration Outlined,” Xiandai Guoji Guanxi[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June 20, 1996）。1997年1月31日，中国共产党的权威性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加强军事联盟不符合时代潮流》的文章。文章把美日军事合作范围的再定义斥为“危险的举动”。

[6] 1997年2月25日《日本文摘》（The Japan Digest）报道，根据一次政府主办的民意测验，只有36%的日本人对韩国怀有友好感情。

[7] 比如，首相顾问班子通口委员会1994年夏天发表的报告，提出了“日本安全政策的三大支柱”，既强调美日安保关系的首要性，也主张进行亚洲多边安全对话；1994年的小泽委员会报告“新日本的蓝图”；1995年5月《读卖新闻》（Yomiuri Shimbun）的“全面的保安政策”要点，其中提出要在海外为维和使用日本的军事力量；1996年4月日本的公司经理协会在富士银行思想库的协助下撰写的报告提出要求美日防务体制应该更加平等和均衡;1996年6月日本国际事务论坛向首相提出的题为“亚太地区安全体制的可能性和作用”的报告；还有在过去几年里出版的许多书籍和文章，往往有更多的争辩，提出的建议也更加极端，而且比上述大多代表主流的报告得到西方传媒更广泛的引用。例如1996年由一名日本将军编的书竟推断在某些情况下，美国会无力庇护日本，因此日本应该扩大自己的国防能力。此书引起报刊广泛评论。（见General Yasuhiro Morino, ed., Next Generation Ground Self-Defense Force,以及相关评论见“Myths of the U.S. Coming to Our Aid,” Sankei Shimbun, March 4, 1996。）

[8] 有些保守的日本人受到日本和台湾特殊关系设想的诱惑曾在1996年成立“日台议员协会”，以推进这个目标。中国对此作出了意料之中的敌对反应。

[9] 我在1996年同中国国家安全和防务方面的最高级官员的会晤中，认清了如下一些作为这种对话基础的共同的战略利益（有时有意地用含糊的提法）：（1）一个和平的东南亚；（2）在解决近海问题中不使用武力；（3）和平统一中国；（4）朝鲜的稳定；（5）中亚的独立自主；（6）印巴间之均势；（7）经济上充满活力和国际上善良的日本；（8）一个稳定但是不太强大的俄罗斯。

[10] 库尔特·董（Kurt Tong, “Revolutionizing America's Japan Policy,” Foreign Policy, Winter, 1996-1997）为这一计划作出了有力的论述，并指出了这一计划在经济上的互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