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唯一真正的地缘战略选择，亦即能使其发挥符合实际的国际作用和能使俄罗斯得到改造自身和实现社会现代化的最佳机会的选择就是欧洲。这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个欧洲，而是一个横跨大西洋的、扩大的欧盟和北约的欧洲。正如本书第三章已阐述的那样，这样一个欧洲正在形成，而且这个欧洲也可能仍然与美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果俄罗斯要避免在地缘政治上被危险地孤立，这就是俄罗斯必须与之打交道的欧洲。

对美国来说，俄罗斯实在太虚弱了，不配成为伙伴；但如只是作为美国的病人，俄罗斯又太强壮了。如果美国不创造出一种环境使俄罗斯人相信与跨大西洋的欧洲结成越来越有机的联系是俄罗斯的最好选择，俄罗斯就更可能成为一个问题。虽然俄中、俄伊（朗）长期战略联盟尚不可能形成，但显然重要的是，美国的政策应避免使俄罗斯偏离其所需的地缘政治抉择。因此，美国在制定与中国和伊朗关系的政策时，应尽可能把它们对俄罗斯地缘政治分析的影响考虑在内。坚持庞大的地缘战略选择的幻想，只会延误俄罗斯为结束其深刻危机所必须作出的历史抉择。

俄罗斯只有愿意从经济和地缘政治上接受欧洲的新现实，它的国内才能从在横跨大陆的商业、通讯、投资、教育等广大领域的欧洲合作中获益。因此，俄罗斯加入欧洲委员会是方向十分正确的步骤。这是新俄国与正在扩大的欧洲间进一步建立机制性联系的尝试。这也意味着俄罗斯若要走这条路，除了最后仿效奥斯曼帝国以后的土耳其，决定放弃其帝国野心，决意走现代化、欧洲化和民主化的道路外，别无其他选择。

一个现代化、富有、民主的又与美国联系在一起的欧洲能给俄罗斯带来的实惠是任何其他选择都无法比拟的。如果俄罗斯是一个不搞扩张的、民族的、民主的国家，欧洲和美国对俄罗斯就不构成威胁；它们与俄罗斯之间也不存在不稳定的具有潜在冲突危险的边界，而俄罗斯与其以南的穆斯林国家却无论在种族上还是在领土上都界线不清，因而肯定有潜在冲突的危险。相反，对欧美来说，一个民族的和民主的俄罗斯正是它们地缘政治上所期望的实体，是动荡复杂的欧亚大陆稳定的一个源泉。

俄国因此面临着进退两难的处境。如果为了得到实惠，作倾向欧、美的抉择，那么首先就要明确、公开地抛弃俄罗斯帝国的过去；第二要对扩大的欧洲与美国政治和安全关系不表示异议。第一个要求意味着俄罗斯应接受在苏联范围内已形成气候的地缘政治多元性。接受这一点，并不是排斥以过去的欧洲自由贸易区模式进行的经济合作，但不能对新独立国家的政治主权进行限制。原因很简单：它们不愿意受这种限制。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是俄罗斯明确地、毫不含糊地承认乌克兰的独立存在，承认乌克兰的边界和独特的民族特性。

第二个要求可能更难接受。不能把与跨大西洋共同体的真正合作关系建立在这样的观念之上，即仅仅因为俄罗斯不愿意就可以把那些想加入的欧洲民主国家排斥在跨大西洋共同体之外。这个共同体的扩大无需匆忙，当然也不应以反俄为主题来促其扩大。但这一扩大不能，也不应被一纸只能反映一种过时的欧洲安全关系概念的政治宣言阻挡不前。一个扩大和民主的欧洲必须是一个没有尽头的历史进程，不应受在政治上任意涂抹的地理的限制。

对许多俄罗斯人来说，这一个抉择的两难困境可能在开头并在一段时间内难以解决。这需要用政治意志采取一个大动作，可能还需要一个杰出的领袖有能力作出抉择，并表现出建立一个民主的、民族的、真正现代的、欧洲的俄国的远见。这可能在一段时间内还不会发生。克服共产主义和后帝国的困难不仅需要比后共产主义中欧的转变更长的时间，而且也需要一个有远见的、稳定的政治领导。目前，俄罗斯的基马尔·阿塔托克（Ataturk）尚未出现，但俄罗斯人最终将认识到俄罗斯民族的重新定位不是投降，而是得到了解放。^[9]他们必须承认叶利钦1990年在基辅关于俄罗斯将来不应成为一个帝国的讲话是完全切中要害的，而且一个真正非帝国的俄罗斯仍将是一个横跨欧亚大陆、迄今世界上领土面积最大的强大国家。

不管怎么说，对“什么是俄国和俄国在哪里”的问题重新作出回答可能只能分阶段进行，而且还需要西方作出明智和坚决的姿态。美国和欧洲必须提供帮助。他们不仅应让俄罗斯与北约签订一个特殊的条约或宪章，而且也应着手与俄罗斯一起探索建立一个远远超过松散的欧洲安全和合作组织（OSCE）的最终横跨大陆的安全和合作体系。如果俄罗斯国内民主体制得到巩固，并且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发展取得实质性进展，就不应排除俄罗斯与北约和欧盟发展更紧密关系的可能性。

与此同时，同样重要的是西方特别是美国应实行使俄罗斯的这一个抉择的两难困境一直持续下去的政策。后苏联的新国家保持政治经济稳定，是使俄罗斯有必要进行历史性自我重新定位的重要因素。因此，支持后苏联的新国家，在苏联地区内实现地缘政治的多元化，必须是吸引俄罗斯毫不含糊地作出欧洲抉择的政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这些国家中，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乌克兰在地缘政治上尤其重要。

独立的阿塞拜疆可以成为西方进入能源丰富的里海盆地和中亚地区的通道。相反，阿塞拜疆被征服就意味着中亚将可能与外部世界隔绝，阿塞拜疆也就在政治上易受制于俄罗斯要求重新实现一体化的压力。从民族的角度看，乌兹别克斯坦是人口最多、最有活力的中亚国家，也是俄罗斯重新控制该地区的主要障碍。乌兹别克斯坦的独立对中亚其他国家的生存至关重要。乌兹别克斯坦也最不易受制于俄罗斯的压力。

但最重要的是乌克兰。随着欧盟和北约扩大，乌克兰最终将有资格选择它是否愿意加入这两个组织。乌克兰为加强其独立地位，一旦这两个组织与其边界接壤而其内部变革又使它开始达到加入的标准，很可能乌克兰会愿意加入这两个组织。虽然这还要一段时间，但西方在进一步加强与基辅的经济和安全联系的同时，现在就开始把2005—2015年定为乌克兰逐步加入两组织的合理的时间表，以减少它担心欧洲扩大会在波乌边界上止步的担忧，为时已并不太早了。

俄罗斯尽管抗议北约扩大，但可能到1999年会默认北约吸收几个中欧国家，因为俄罗斯与中欧的文化和社会差距在共产主义垮台以来已扩大了许多。倒是俄罗斯要默认乌克兰加入北约会困难得多，因为这样做，就意味着承认乌克兰的命运不再与俄罗斯的命运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但乌克兰要以独立的国家生存，就必须成为中欧而不是欧亚的一部分；如果乌克兰要成为中欧的一部分，那么它就必须充分参与中欧与北约和欧盟的联系。俄罗斯接受了这些联系将说明俄罗斯自身也决定真正成为欧洲的一部分。俄罗斯拒绝这样做，就等于拒绝欧洲而要保持自己孤零零的“欧亚”身份和存在。

必须记住的关键问题是：若乌克兰不属欧洲，俄罗斯就不能属于欧洲，但若俄罗斯不属于欧洲，乌克兰却仍可属于欧洲。假如俄罗斯决定把赌注押在欧洲，那么乌克兰被纳入扩大的欧洲体系最终将符合俄罗斯自身的利益。的确，乌克兰与欧洲的关系可以成为俄罗斯自身发展的转折点。但这也意味着确定俄罗斯与欧洲的关系还需要一段时间，因为乌克兰决定倒向欧洲将使俄罗斯在对它下一阶段历史作出决策时陷入危机——或者也成为欧洲的一部分，或者成为欧亚的一个弃儿，既不真正属于欧洲，又不真正属于亚洲，在同它的“近邻外国”的冲突中一筹莫展。(www.daowen.com)

人们希望，扩大的欧洲和俄罗斯之间的合作关系会从正式的双边关系发展到更有机的和更有凝聚力的经济、政治、安全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在21世纪的头二十年中，俄罗斯会逐步成为包括乌克兰并延伸到乌拉尔山脉甚至更远地区的欧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俄罗斯与欧洲和跨大西洋体系发生联系，甚或形成某种形式的成员关系，又将为迫切希望发展与欧洲关系的三个高加索国家——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敞开大门。

无法预料这个进程会有多快，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如果推动俄罗斯走这一方向的地缘政治环境已经形成，同时排除了其他诱惑，那么这个进程会发展得更快。俄罗斯同欧洲靠拢的速度越快，欧亚大陆的黑洞就会越早由一个越来越现代化和民主的社会填补。实际上，对俄罗斯来说，这一个抉择的两难困境已不再是作出地缘政治抉择的问题，而是面对自己继续生存的必要条件的问题。

[1] 载于“Our Security Predicament,” Foreign Policy 88（Fall 1992）:60。

[2] Aleksandr Prokhanov:“Tragedy of Centralism,” Literaturnaya Rossiya, January 1990, pp.4—5.

[3] 该专访参见Rossiyskaya Gazeta, January 12, 1992。

[4] 载于A.Bogaturov and V.Kremenyuk:“The Americans Themselves Will Never Stop,” Nezavisimaya Gazeta, June 28, 1996。两名作者均为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的资深学者。

[5] 例如，连叶利钦的首席顾问德米特里·留里科夫（Dmitryi Ryurikov）都把乌克兰视为一种“临时现象”。报道参见Interfax（November 20, 1996）。“在可预见的未来，俄罗斯可能在乌克兰东部遇到一个十分难以解决的问题。民众的普遍不满……将导致提出由俄罗斯来接管该地区的请求甚至要求。在莫斯科有不少人会支持这种计划。”报道参见莫斯科的Obshchaya Gazeta（December 10, 1996）。俄罗斯对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的领土要求，以及1996年末俄罗斯公共电视台在晚间天气预报节目中故意把塞瓦斯托波尔列为俄罗斯城市的那种挑衅性做法，当然无助于减少西方对俄罗斯意图的担忧。

[6] N.S.Trubetzkoy, “The Legacy of Genghis Khan,” Cross Currents9（1990）:68.

[7] L'Espresso（Rome）中的专访，1994年7月15日。

[8] Aleksei Bogaturov, “Current Relations and Prospects for Interaction Between Rus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Nezavisimaya Gazeta, June 28, 1996.

[9] 1996年初，亚历山大·列别德（Aleksandr Lebed）将军发表了一篇出色的文章，对此作了详尽的阐述。参见“The Fading of Empire or the Rebirth of Russia,” Segodnya, April 26, 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