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后帝国的俄罗斯出现一段历史和战略上的混乱是不可避免的。令人吃惊的苏联垮台，特别是大俄罗斯帝国出乎一般人意料和令人目瞪口呆的解体，在俄罗斯引起了深刻的反思。人们就俄罗斯在当前历史中应如何自我定位的问题展开了范围广泛的讨论。人们公开和私下激烈地争论多数大国从未想到过的一些问题：什么是俄国？俄国在哪里？做一个俄国人意味着什么？

这些不仅仅是理论问题。对问题的任何答复均蕴含着重要的地缘政治含义。俄国是一个由纯粹的俄罗斯种族组成的民族国家，或者是从定义上讲范围要更广（就如同不列颠比英格兰要广一样），因而注定要成为一个帝国？从历史、战略、种族的角度看，俄国恰当的边界在哪儿？如果从这样的历史、战略和种族角度看，乌克兰的独立是否仅是暂时出了偏差（许多俄国人都愿这样想）？俄国人是否必须在种族上是俄罗斯人（Russkyi），抑或他可以在政治上是俄国人，但在种族上不是俄罗斯人？[也就是说是“Rossyanin”，相当于“英国人”（British）却不是“英格兰人”（English）？]例如，叶利钦（Yeltsin）和一些俄国人认为，车臣人确实也可以且应该被认为是俄国人（这种说法造成了悲剧性的后果）。

苏联解体的前一年，在已看到俄国末日来临的为数不多的人中，有一名俄国民族主义者曾绝望地断言：

倘若这个对俄国人民来说不可想象的可怕灾难真的来临，国家四分五裂，在其千年历史中深受贫困和欺骗的人民突然最后变得孤独无援，他们不久前的“兄弟”收拾起行李，登上“民族救生艇”，驶离正在倾覆的航船，——那么，我们是无处可去的……

体现着政治、经济、精神的“俄罗斯思想”的俄罗斯国家将要重建。它将汇集突然之间化为乌有的1 000年王国史和70年苏联史的全部精华。^[2]

但如何做到这一点呢？找到一个能为俄国人民接受又切合现实的答案很难。俄罗斯国家自身的历史性危机更使其难上加难。几乎贯穿俄国整个历史的是，国家既是领土扩张又是经济发展的工具。这个国家也从未刻意地按西欧传统把自己看作纯粹的民族工具，而是把自己定位为特殊的超民族使命的实施者，用宗教、地缘政治或意识形态等术语赋予“俄罗斯思想”以不同的解释。现在这个使命突然遭到摒弃，因为国家的疆域已缩小到主要限于一个民族的范畴。

此外，俄罗斯国家（可以说是其“本质”意义上的国家）的后苏联危机的加重，不仅由于俄罗斯面对其帝国传教士使命突然被剥夺的挑战，而且由于：为了缩小俄国社会发展的落后状态与欧亚大陆较发达地区的巨大差距，俄国国内的现代化派（及其西方顾问们）正逼迫国家不再扮演社会财富的指导者、所有者和安排者这一传统的经济角色。这要求对俄罗斯国家的国际和国内作用进行政治上不折不扣的革命性的限制。这严重破坏了俄国国内生活已牢固地确立起来的模式，给俄国政治精英带来了因在地缘政治上失去方向而造成的四分五裂的感觉。

在这样一个令人困惑的背景下，如人们可以预料到的，“俄国何去何从和什么是俄国”的问题立即引出各种各样的回答。俄国横跨欧亚大陆的地理位置早就预先决定了其精英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考虑问题。后帝国和后共产主义俄罗斯首任外长安德列·科济列夫（Andrei Kozyrev）在他任期之初试图确定新俄罗斯在国际舞台应如何为人处世时，有一次就重新确认了这种思维模式。在苏联解体还不到一个月时他就说：“在放弃乌托邦思想后，我们开始推行实用主义……我们很快就认识到，地缘政治正取代意识形态。”^[3]

总的说来，苏联解体后，可以说有三大派地缘战略设想在俄国应运而生。三种设想相互有部分重复，但每种最终都与俄国最关心的相对于美国的俄国地位问题有关，每种也都包含着一些内部的变异。对这些不同的思想派别可以归纳如下：

1．优先考虑与美国的“成熟的战略伙伴关系”。对赞成这一主张的一些人来说，这实际上是共同统治全球的代名词。

2．强调“近邻外国”是俄国的中心问题，其中一些人主张建立某种莫斯科主导的经济联合，但也另有一些人希望最终恢复某种程度的帝国控制，并以此建立一个能与美欧抗衡的大国。

3．反联盟，即建立某种反美的欧亚联盟来削弱美国在欧亚大陆的优势地位。

虽然第一种设想开始时在叶利钦的新执政班子中处于主导地位，但第二种设想不久就在政治上占了上风，并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叶利钦的地缘政治的政策重点。第三种设想出现得稍晚一些，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引起人们的注意，是越来越多的人感到苏联以后的俄罗斯地缘战略模糊不清和屡屡失败之后作出的反应。从历史角度看，这三派想法均不成熟，是从对俄罗斯当前国力、国际潜力和国外利益看法的种种幻景中派生出来的。

苏联刚解体时，叶利钦起初的立场是把俄罗斯政治思想中从未完全成功的“西方化”老观念推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他主张俄罗斯本来就属于西方，应该成为西方的一部分并应尽可能地在国内政治中与西方亲近。叶利钦本人及其外长均持这一观点。叶利钦十分明确地谴责俄帝国的历史。1990年11月19日，叶利钦在基辅以乌克兰人和车臣人可随后用来反对他的言辞雄辩地宣称：

俄罗斯并不想成为某种新帝国的中心……由于俄罗斯曾长时间充当这种角色，俄罗斯比其他国家更懂得这种角色的可恶。俄罗斯从中得到了什么？结果是俄罗斯更自由了吗？更富有了吗？更幸福了吗？历史告诉我们，一个统治别的民族的民族不可能幸福。

西方特别是美国对俄罗斯新领导有意作出的友好姿态鼓励着俄罗斯外交政策部门中的后苏联的“西化派”。这既加强了俄罗斯新领导的亲美倾向，又诱使俄罗斯新领导要求直接成为西方的一员。俄罗斯因为新领导人同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的最高决策者相互直呼其名而感到高兴。他们很容易自欺欺人地把自己也看作一个超级大国的领导人。当美国人提出在华盛顿与莫斯科之间建立“成熟的战略伙伴关系”时，在俄罗斯人看来，似乎这就认可了由一种新的美俄民主共同统治来取代原来的美苏争夺。

这种共同统治的范围将是全球性的。俄罗斯因此将不仅是苏联的合法继承者，而且是在真正平等基础上全球和解的事实上的伙伴。正如俄罗斯新领导人不厌其烦地表示的，这不仅意味着全世界应承认俄罗斯是美国的平等伙伴，而且没有俄罗斯的参与或同意，任何全球性问题都不能得到处理和解决。虽然没有公开说出来，这种幻想明显地包含着这样的想法：中欧将仍然是甚至将自愿地成为在政治上对俄罗斯有特殊亲近感的地区。华沙条约组织和经互会的解散将不会导致其原成员国倒向北约，甚至也不会仅仅倒向欧盟。

与此同时，西方援助将使俄罗斯政府有能力进行国内改革，让国家退出经济生活并使民主机构得以巩固。然后，俄罗斯的经济复兴、作为美国平等伙伴的特殊地位和俄罗斯巨大的吸引力，会鼓励最近才独立的新独联体国家，与俄罗斯实现更加紧密的经济和政治的一体化，因而也会扩大俄罗斯的范围，增强俄罗斯的实力。独联体国家因为俄罗斯不再对它们构成威胁而谢天谢地，并会逐步意识到，与俄罗斯进行某种形式的联合会收到实惠。

问题是这种主张既不符合国际现实，也不符合国内实际。“成熟的战略伙伴关系”观念虽然好听但却靠不住。美国既不愿意也不能够与俄罗斯分享全球性力量，甚至即使它愿意也做不到。新俄罗斯的国力虚弱不堪，社会极其落后，已不能充当美国真正的全球性伙伴。在华盛顿看来，德国、日本和中国至少也与俄罗斯同等重要和有影响。而且，在欧洲、中东、远东等有关美国国家利益的重要地缘战略问题上，美俄两国的目标大相径庭。一旦不可避免地发生分歧，政治实力、财政力量、技术创新和文化魅力方面的巨大差距将使“成熟的战略伙伴关系”成为一句空话，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感到这个说法只是故意造出来欺骗俄罗斯的。

如果美国在早些时候，在美俄蜜月时期就开始着手北约的扩大，并同时向俄罗斯提出一项“难以拒绝的交易”，即在俄罗斯与北约之间建立一种特殊的合作关系，俄罗斯的失望感或许可以消除。如果美国明确和坚决地奉行北约扩大的设想，并保证俄罗斯将被包括在这一进程之中，也许俄罗斯后来对“成熟的伙伴关系”的失望也可消除，克里姆林宫内西化派的政治地位也不会逐步削弱了。

1993年下半年，在叶利钦8月间公开赞同波兰加入跨大西洋联盟的意向并称这与“俄罗斯的利益”相一致之后，正是美国那样做的大好时机。但克林顿政府当时仍奉行“俄罗斯第一”的政策，于是又折腾了两年多。在此期间，克里姆林宫的调子变了，对于在美国已经出现但飘忽不定的有意扩大北约的迹象越来越敌视。到1996年，美国决定把扩大北约作为建立更大、更安全的欧洲—大西洋共同体的政策中心目标时，俄罗斯人对此已持坚决反对的态度了。因此，可以说1993年是失掉历史机遇的一年。

必须承认，并非俄罗斯所有关于北约扩大的担忧都毫无道理，或出于恶意。的确有些反对派，特别是俄罗斯军方人士带着冷战思维，认为北约的扩大并非欧洲自身成长的必要组成部分，而是美国领导的一个仍然敌视俄罗斯的联盟对俄罗斯的进逼。俄罗斯外交政策的一些精英，其中大部分实际上是原苏联官员，坚持他们长期形成的地缘战略观点，认为美国无权插足欧亚大陆，而北约扩大主要的动因就是美国企图扩大其势力范围。还有一些反对者怀有这样的期望，即一个游离于任何集团之外的中欧，在俄罗斯一旦恢复元气之后，将再一次回归俄罗斯地缘政治的势力范围。

但俄罗斯许多民主派也担心北约扩大将意味着俄罗斯被排斥在欧洲之外，政治上遭放逐，被认为没有资格参与欧洲文明的机制化框架。文化上的不安全感加上政治上的担忧，使俄罗斯感到北约扩大似乎是西方蓄谋已久的孤立俄罗斯政策的顶峰，使俄罗斯在世界上孤立无援，十分易受其多种敌人的攻击。此外，俄罗斯民主派既不知道中欧人对莫斯科半个多世纪的统治怨恨有多深，也不了解他们对加入一个更大的欧洲-大西洋体系的期望有多高。

总的说来，俄罗斯西化派的失望和削弱可能都难以避免。之所以如此，一个原因是，新的俄罗斯精英内部分歧严重，而总统和外长又都不能在地缘战略方面提供始终一贯的领导，他们没有能力清楚地说明新俄国在欧洲究竟要得到什么，也不能现实地评估俄罗斯的虚弱所带来的实际局限。莫斯科政治上准备战斗的民主派无力使自己勇敢地申明一个民主的俄罗斯不反对这个跨大西洋的民主大家庭的扩大，而且俄罗斯愿意与之结交。与美国共享全球性大国地位的幻想，使莫斯科的政治精英也很难放弃在原苏联地区，甚至在原中欧卫星国家中，建立俄罗斯特殊的地缘政治地位的思想。

这些情况对民族主义者来说正中下怀。到1994年，他们已重新开始发表意见。军国主义分子也利用这些情况，此时他们已成为叶利钦在国内非常重要的支持者了。他们对中欧国家的抱负作出越来越强烈和不时带有威胁性的反应，只是增强了那些原苏联卫星国寻求北约安全保护的决心，因为他们珍惜刚刚从俄国统治下争取到的解放。

克里姆林宫不愿否定所有斯大林进行过的对外征服，进一步加深了美俄两国的分歧。西方舆论，特别是北欧和美国的舆论，对俄罗斯关于波罗的海各共和国模棱两可的态度感到不安。俄罗斯虽然承认它们的独立，也不强迫它们加入独联体，但为了使在斯大林时代有目的地移居到波罗的海各国的大批俄罗斯人群体得到优惠待遇，甚至俄罗斯民主派领导人也不时使用威胁手段。克里姆林宫明显地不愿意谴责1939年苏联与纳粹德国的导致波罗的海各共和国被强行并入苏联的秘密协定，更使气氛笼罩上了阴影。甚至在苏联垮台五年以后，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在1996年9月10日的正式声明中还坚持说波罗的海各国是在1940年自愿“加入”苏联的。

后苏联的俄罗斯精英显然也曾期望西方会帮助，或至少不阻止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重新发挥主要作用。因此，他们对西方愿意帮助新独立的后苏联各国巩固其独立的政治存在感到愤懑。俄罗斯一些资深的美国外交政策分析家尽管警告说，“与美国对抗……是应该避免的一种选择”，但他们也不无道理地指出美国正力图“在整个欧亚大陆重组国家间的关系……从而使这个大陆上不会出现一个主要的大国，而是有许多中等、较稳定、相当强大的国家……但这些国家无论是单个的还是整体的实力均不能超过美国”^[4]。

在这个方面，乌克兰至关重要。特别是到了1994年，美国越来越重视美乌关系并帮助乌克兰保持其新的民族自由的倾向，使许多俄罗斯人，甚至俄罗斯的“西化派”都感到，这是一项针对俄罗斯把乌克兰最终重新纳入自己的范围这一重大利益的政策。乌克兰最终将以某种形式与俄罗斯“重新一体化”是许多俄罗斯政治精英的一个坚定信念。^[5]结果，俄罗斯从地缘政治和历史的角度对乌克兰的分离地位的疑问，正好与美国关于一个帝国型的俄罗斯不可能是一个民主的俄罗斯的观点迎头相撞。

此外，纯粹的国内原因也证明两个“民主国家”间“成熟的战略伙伴关系”是不现实的。俄罗斯太落后，被集权统治破坏得太严重，不可能成为美国切实的民主伙伴。这个重要现实是关于伙伴关系的动听言辞掩盖不了的。而且俄罗斯只是部分地清算了过去的历史。几乎所有的“民主派”领袖人物，即使对苏联的过去已真正幻灭，也不仅是苏联体制的产物，而且是原先统治集团精英中的高级成员。他们不像波兰、捷克的领导人那样是原来的持不同政见者。苏联的重要权力机构，虽然已被削弱，士气低落，腐败不堪，却依然存在。

新民主精英因俄罗斯严重的经济危机而在政治上更脆弱。俄罗斯经济需要进行大规模改革，使俄罗斯国家不再干预经济。俄罗斯因此对西方，特别是美国援助寄予厚望。不过这些援助，特别是德国和美国的援助数量确实逐渐增大，但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能使俄罗斯经济很快恢复。由此而产生的社会不满更使那些失望的批评家的鼓噪声越来越大。他们声称，与美国的伙伴关系是假的，有利于美国，而损害了俄罗斯。

总之，在苏联刚刚解体后的几年内，建立一种有效的全球性伙伴关系的主观和客观先决条件均不具备。那些民主的“西化派”要价实在太高，而自己能做的又太少。他们想与美国建立一种平等的伙伴关系或者叫共同统治，在独联体内比较随心所欲地行事，并在中欧建立一个地缘政治上的“无人区”。但他们对苏联的历史又恨又爱的矛盾心理，他们对充当全球大国的想法不切合实际，俄罗斯国内经济危机深重，他们又缺乏广泛的社会支持，这一切使他们不可能捧出一个作为平等伙伴关系概念中应有之义的稳定而真正民主的俄罗斯。俄罗斯必须先经历漫长的政治改革过程、同样漫长的民主稳定过程和更加漫长的社会经济现代化过程，然后不仅在中欧，而且特别在原俄罗斯帝国范围内就新的地缘政治现实进行一场从帝国心态到民族心态的深刻变革。只有在这以后，与美国的真正伙伴关系才能成为可行的地缘政治选择。

在这种情况下，“近邻外国”优先的主张成为对亲西方政策选择的主要批评和初步成为外交政策的另一选择就不足为怪了。该主张认为“伙伴关系”这一概念忽略了对俄罗斯最重要的东西，即俄罗斯与原苏联的加盟共和国的关系。“近邻外国”成为重点强调需要在原苏联曾占据的地缘政治地区内重新建立一个以莫斯科为决策中心的有效框架的主张的略称。在此情况下，人们普遍认为，重点倾向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政策成果少，代价太大。那种政策只会使西方更易于利用苏联解体造成的机会。

但是，“近邻外国”学派之下又包含了几种不同的地缘政治观念。它不仅包括认为独联体会转变为由莫斯科领导的欧盟式的组织的那些经济机能主义者和经济决定论者（其中也包括一些“西化派分子”），也包括那些把经济一体化看成仅是恢复帝国的工具之一的人。这样的经济一体化既可在独联体框架下进行，也可通过俄罗斯—白俄罗斯或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之间的特殊安排进行（在1996年作出的）。它还包括主张成立由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组成的斯拉夫联盟的斯拉夫浪漫主义者，以及那些支持把欧亚主义这种有点玄妙的概念定为俄罗斯的长期历史使命的人。

“近邻外国”优先的主张最狭义的表达形式所涉及的只是一个理由十分充分的立场，那就是俄罗斯必须首先集中力量搞好与新独立国家的关系，特别是因为在苏联有意加强它们相互间经济依存关系的政策下，事实上它们仍与俄罗斯联系在一起。这在经济和地缘政治上都是有意义的。新独立国家的领导人不能忽视俄罗斯新一代领导人经常提到的“共同经济空间”这一现实。合作，甚至某种一体化是经济发展所必要的。因此，为扭转苏联政治上的解体带来的经济混乱和四分五裂状态，加强独联体的联合机构不仅是正常的，也是可取的。

对一些俄罗斯人来说，推动经济一体化是对已发生的一切行之有效和政治上负责的反应。人们经常把俄罗斯的形势与欧盟作类比是有道理的。主张经济一体化的温和派明确反对恢复俄罗斯帝国。例如，早在1992年8月由一些著名人士和政府官员组成的“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发表的一份题为《俄罗斯战略》的有影响的报告中就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把建立“后帝国开明的一体化”作为建立后苏联“共同经济空间”的恰当计划。

但是强调“近邻外国”并不仅仅是主张地区经济合作的政治上仁慈的学说。其地缘政治内容带有帝国味道。甚至较为温和的1992年报告也谈到恢复了元气的俄罗斯将最终与西方建立一种战略伙伴关系，并宣称在这一关系中俄罗斯应起“调控东欧、中亚和远东形势”的作用。其他支持“近邻外国”优先的人则更直言不讳。他们明确谈到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的“独特作用”，指责西方向乌克兰及其他新独立的国家提供援助是奉行反俄政策。

俄议会外事委员会1993年的主席依·阿姆巴祖莫夫（Y.Ambartsumov）的论调虽并不极端却很典型。阿姆巴祖莫夫曾是“伙伴关系”优先政策的支持者，他公开宣称苏联空间是俄罗斯独家的地缘政治势力范围。1994年1月，阿姆巴祖莫夫的论调得到了此前积极主张亲西方政策的外长安德列·科济列夫的响应。科济列夫称俄罗斯“必须在几个世纪来一直是俄国利益范围的地区内保持军事存在”。事实上，1994年4月8日《消息报》称，俄罗斯成功地在新独立的各共和国领土上保留了至少28个军事基地。如果在地图上把俄罗斯在加里宁格勒、摩尔多瓦、克里米亚、亚美尼亚、塔吉克斯坦和千岛群岛的军事存在用线连起来，实际上大体与原苏联的外部边界相当（见图4.2）。

图4.2(www.daowen.com)

1995年9月，叶利钦总统发表俄罗斯对独联体政策的正式文件，把俄罗斯的目标概括为：

俄罗斯对独联体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建立一个能在国际社会上占有适当位置的政治、经济一体化的国家联盟，以巩固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建立的国家间政治经济关系新体系中的领导力量的地位。

人们应注意到该文件侧重于政治领域的努力，强调性地提到一个单一实体及“它”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并强调俄罗斯在这个新实体中的主导作用。在强调这些时，莫斯科还坚持俄罗斯必须加强与新成立的独联体之间的政治、军事联系；必须建立一个共同的军事指挥体系；独联体各国的武装部队必须通过一项正式条约联结在一起;独联体的“外部”边界必须由中央（即莫斯科）控制；俄罗斯军队必须在独联体内的任何维和行动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必须在独联体内制定共同的外交政策，其主要机构必须设在莫斯科（而不是原先在1991年商定的明斯克），并由俄罗斯总统主持独联体首脑会议。

而且还远不止这些。1995年9月的文件也宣称：

应保证俄罗斯电视台和电台在近邻外国的广播，俄罗斯新闻在这一地区的传播应得到支持，俄罗斯应为独联体各国培训民族干部。

考虑到有必要以与俄罗斯友好关系的精神来教育独联体各国的年轻一代，应特别注意恢复俄罗斯作为苏联以后的地盘内的主要教育中心的地位。

在这样的气氛下，1996年初，俄罗斯杜马竟宣布苏联的解散是无效的。同年春天，俄罗斯与独联体中较随和的成员国签署了两个协议，密切相互间的经济和政治一体化关系。其中一个大张旗鼓地签署的协议实际上是规定要在新的“主权国家共同体”（俄语缩写为SSR，是十足对苏联缩写USSR的怀旧）范围内建立俄国与白俄罗斯的联盟。另一个由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签署的协议要求在远期创建“一体化国家共同体”（Community of Integrated States）。两个协定均表明俄罗斯对独联体内部一体化进展的缓慢已不耐烦，并决心坚持推动这一进程。

“近邻外国”政策强调加强独联体的中央机制，因此把客观的经济决定论思想的一些成分与很强的建立帝国的主观决心结合了起来，但却并没有从更高的哲学高度或地缘政治角度回答仍然令人烦恼的问题：“什么是俄国？”“俄国真正的使命和恰当的范围是什么？”

同样强调“近邻外国”且越来越有吸引力的欧亚主义思想，要填补的正是这个空白。这个以颇有文化意味甚至玄妙的术语阐明的主义，其方向的出发点是这样一个前提：从地缘政治和文化的角度看，俄罗斯既不完全是欧洲的，也不完全是亚洲的，因此，俄罗斯具有自己与众不同的欧亚特性。这种特性是俄国对从中亚到太平洋海岸辽阔土地的独特控制所遗留下来的，是莫斯科四个多世纪向东扩张所建立的帝国的遗产。俄国通过扩张，把一大批非俄罗斯人和非欧洲人纳入俄国，从而也形成了独特的欧亚政治文化特点。

作为一种学说，欧亚主义并非在后苏联时期才出现。它始于19世纪。但作为苏联共产主义明确的替代物和对所谓西方堕落的反应，兴盛于20世纪。俄国流亡者积极宣传这一学说以取代苏维埃主义，因为他们认识到苏联内部非俄罗斯人的民族觉醒需要一种起支配作用的超民族的学说。他们担心共产主义的最终失败也会导致古老的大俄罗斯帝国的瓦解。

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一个重要的欧亚主义的倡导者特鲁别茨科伊（N.S.Trubetzkoy）王子便令人信服地阐述了这一点。他写道：

共产主义实际上是改头换面的欧洲主义，旨在破坏俄罗斯生活的精神基础和民族独特性，宣扬实际统治欧美的唯物主义观点……

我们的任务是当俄国不再是欧洲文明的扭曲反映时，当俄国再次回归自我成为俄罗斯—欧亚，自觉地继承和维护成吉思汗的伟大遗产时，创造一种崭新的文化，一种不同于欧洲文明的我们自己的文化。^[6]

在后苏联的混乱情况下，这种观点大有市场。一方面，共产主义被指责为背叛了俄国正统思想，也背叛了特殊的玄妙的“俄罗斯思想”；另一方面，西方主义也受到了批判，因为西方，尤其是美国被认为是腐败的，文化上反俄罗斯的，意在剥夺俄国在历史和地理上对欧亚大陆独有的、渊源很深的控制权。

历史学家、地理学家和人种史学家列夫·古米勒夫（Lev Gumilev）被广泛引用的文章给欧亚主义作了学术上解释。他的《中世纪的俄罗斯和大草原》《欧亚节奏》以及《历史上的人种地理》等书有力地阐述了欧亚大陆是俄罗斯人民的独特“人种”的自然地理背景，是俄罗斯人和大草原上非俄罗斯居民之间的历史上共生的结果，从此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欧亚文化和精神特性。古米勒夫告诫说，适应西方，对俄国人民来说只能意味着失掉自己的“人种和灵魂”。

这些质朴的观点得到俄国各种民族主义政治家的响应。例如，叶利钦的前副总统亚历山大·鲁茨科伊（Aleksandr Rutskoi）曾宣称：“从我国的地缘政治形势看，很显然，俄国代表着连接亚洲和欧洲的唯一桥梁。谁成了这块土地的主人，谁就将成为世界的主人。”^[7]1996年大选中叶利钦的共产党竞争者根纳季·久加诺夫（Gennadii Zyuganov）尽管是研究马列主义的，但也推崇欧亚主义对俄国人民在欧亚大陆广袤的土地上特殊的传教士的精神作用的玄妙强调。久加诺夫争辩说，俄国有独特的文化使命，也有特殊的地理优势来充当全球的领导者。

哈萨克斯坦领导人努苏尔丹·纳扎尔巴耶夫（Nursultan Nazarbayev）也提出一种更稳重实用的欧亚主义思想。纳扎尔巴耶夫在国内面临着人数几乎相等的土生土长的哈萨克人和俄罗斯移民之间的种族矛盾，同时也为了寻找减轻莫斯科要求政治一体化的压力的方式，他提出了“欧亚联盟”这一概念，以取代面目不清和效率低下的独联体。虽然他的想法没有更为传统的欧亚主义的玄妙内容，当然也并不赋予俄国人充当欧亚领导人的特殊使命，但其思想起源于这样一种观念：地理范围与苏联相当的欧亚大陆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也必须有政治的含义。

在某种程度上，俄罗斯地缘政治思想把“近邻外国”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从安全和经济角度看，在后帝国的俄罗斯和新独立的国家间实现某种秩序和妥协十分必要。但使大部分讨论具有一种超现实色彩的是这样一个挥之不去的观念：从某些方面来看，不管前帝国的政治“一体化”是（因为经济原因而）自动实现还是作为俄罗斯最终恢复其所丧失的力量的结果而实现（且不用说是作为俄罗斯特殊的欧亚或斯拉夫使命而实现），这种“一体化”既是可取的，也是可行的。

在这一方面，人们经常与欧盟作比较，但却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不同点：欧盟，即使考虑到德国的特殊影响，也不是由一个在国民生产总值、人口和领土面积方面都超过其他所有国家总和的国家主导的；欧盟也不是一个民族帝国的继承者，其获得解放的成员也不深深怀疑“一体化”就是重新被统治的代名词。即使如此，若德国像前面提到的俄罗斯于1995年9月那样正式宣布其目的就是加强和扩大德国在欧盟的领导地位，人们也不难想象欧洲国家会作出什么反应。

与欧盟作比较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开放的和较发达的西欧国家已为民主的一体化作好了准备，而且大多数西欧人看到了这种一体化所带来的实实在在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西欧的那些相对贫穷的国家也能从中得到大量的补贴。相反，新独立的国家则把俄罗斯看作政治上不稳定却仍然盛气凌人、野心勃勃，并且在经济上是它们参与世界经济、获得急需的外资的障碍。

乌克兰特别强烈地反对莫斯科的“一体化”思想。乌克兰领导人很快就认识到这样的“一体化”，特别是在俄罗斯对乌克兰独立的合法性持保留态度的情况下，最终将会导致乌克兰的民族主权的丧失。而且俄罗斯对新独立的乌克兰国家采取的高压政策——不愿承认乌克兰的边界，对乌克兰在克里米亚的权利提出疑问，并坚持俄罗斯对塞瓦斯托波尔港独享治外法权的控制，使乌克兰已经觉醒的民族主义有了明确的反俄倾向。在一个新国家历史关键的成形阶段，乌克兰民族国家的自我定位因此从传统的反波兰或反罗马尼亚的方向转为集中反对俄罗斯提出的任何建立一个更为“一体化”的独联体或斯拉夫共同体（与俄罗斯及白俄罗斯）或欧亚联盟等建议，把这些建议都看成是俄罗斯为重建帝国的策略。

外部的支持鼓励了乌克兰维护其独立的决心。虽然开始时西方，特别是美国迟迟不承认分立的乌克兰国家地缘政治上的重要性，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和德国均已成为基辅分立特性的有力支持者。1996年7月，美国防部长宣称，“我无论怎么说都不会夸大乌克兰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对整个欧洲安全和稳定的重要性”；9月，德国总理虽然坚定地支持叶利钦总统，却也进一步宣称“乌克兰在欧洲的牢固地位再也不能受到任何人的挑战，谁也不能再对乌克兰的独立和领土完整提出争议”。美国的决策者们也把美乌关系称为“战略伙伴关系”，故意用描述美俄关系的同样词语来描述美乌关系。

正如前面所述，没有乌克兰，以独联体或以欧亚主义为基础重建帝国都是不可行的。一个没有乌克兰的帝国最终只能是更“亚洲化”的离欧洲更遥远的俄罗斯。而且，欧亚主义对新独立的中亚各国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吸引力，很少有中亚人热心于与莫斯科结成新的联盟。乌兹别克斯坦特别坚决地支持乌克兰反对俄罗斯把独联体提升为超国家实体，反对俄罗斯意在加强独联体的倡议。

其他独联体国家也警惕莫斯科的意图，倾向于团结在乌克兰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周围反对或躲避莫斯科要求更紧密的政治和军事一体化的压力。同时，几乎所有新独立国家的民族意识正逐步加深，更有意识地谴责过去对莫斯科的顺从是殖民主义，努力消除其各种影响。因此，甚至在民族问题十分脆弱的哈萨克斯坦也与其他中亚国家一道废除了西里尔字母，而用土耳其早些时候改造过的拉丁字母取而代之。实际上，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阻止俄罗斯用独联体作为政治一体化的工具，由乌克兰悄悄挑头，已非正式地形成由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有时也包括哈萨克斯坦、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组成的集团。

乌克兰坚持有限的、以经济为主的一体化，进一步使“斯拉夫联盟”这一概念失去了实际意义。这个由一些斯拉夫文化优越论者培育起来的，在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支持下名噪一时的主张，一旦被乌克兰拒绝就自动失去了其地缘政治含义。“斯拉夫联盟”仅剩白俄罗斯一国与俄罗斯在一起。由于哈萨克斯坦北部的俄罗斯人聚居区也可能成为该联盟的一部分，“斯拉夫联盟”还有可能使哈萨克斯坦分裂。这种可能性当然不会使哈萨克斯坦的新统治者感到放心，而只会激化反俄的民族主义倾向。在白俄罗斯，一个没有乌克兰的斯拉夫联盟只能意味着白俄罗斯被俄罗斯兼并。这也将激起更强烈的民族不满情绪。

“近邻外国”政策的这些外部障碍，因俄国人民的情绪这个重要的内部制约而大大增强。尽管政治精英之间就俄国在前帝国范围内的特殊使命大做文章和在政治上鼓噪不止，俄国人可能是由于厌倦了，也可能是仅出于常识，对恢复帝国的任何宏伟计划几乎都没有什么热情。他们赞成开放边界，开放贸易，人员自由流动以及俄语的特殊地位，但对政治一体化，特别是这个一体化牵涉到经济代价和流血牺牲时，并不热心。“联盟”的解体令人遗憾，恢复令人高兴。但公众对车臣战争的反应表明，任何超出运用经济影响或政治压力的政策均不会得到民众的支持。

总之，“近邻外国”优先的政策在地缘政治上最大的不足就是俄罗斯在政治上还不够强大，还无力把其意志强加于人；在经济上也无足够的吸引力来吸引新国家。俄罗斯的压力只会使它们更多地寻求与外部的联系，首先和最重要的就是与西方的联系，但有时也会寻求发展与中国和南部重要的伊斯兰国家的关系。当俄罗斯针对北约的扩大扬言要组建自己的军事集团时，它回避了“与谁”的问题，而且它还回避了更令人痛苦的回答：最多也只可能与白俄罗斯和塔吉克斯坦。

新独立国家，因为担心潜在的政治后果，对即使是最合理和急需的与俄罗斯实行经济一体化的形式也越来越不信任。与此同时，关于俄罗斯所称的欧亚使命和斯拉夫不可言传的性质的思想也只是进一步使俄罗斯远离欧洲和整个西方而孤立起来，加深后苏联时期的危机，并延缓俄罗斯社会按照基马尔·阿塔托克在奥斯曼帝国灭亡后在土耳其所做的那样实现亟待进行的现代化和西方化。因此，“近邻外国”政策没有给俄罗斯提供地缘政治的解决方法，相反只带来了一种地缘政治的幻想。

如果与美国共同统治行不通，“近邻外国”政策又不灵，那么俄罗斯还有什么地缘战略可选择呢？向西方一边倒的政策未能实现建立一个在全球与美国平起平坐的“民主俄国”的理想，这使民主派大为沮丧。“民主俄国”只成了一个口号，而与现实无缘。在不得不承认老帝国的“重新一体化”最多也仅是个遥远可能性的情况下，又使一些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家玩弄起某种针对美国在欧亚大陆霸主地位的反联盟主张。

1996年初，叶利钦总统解除了亲西方的外长科济列夫的职务，以更有经验但正统的前共产党国际问题专家，长期以来一直对伊朗和中国感兴趣的叶甫根尼·普里马科夫（Evgenniy Primakov）代之。一些俄罗斯评论家猜测，普里马科夫的倾向可能会促成一个以三个在削弱美国在欧亚大陆首要地位问题上有最大地缘政治利益的大国为核心的新“反霸”联盟。普里马科夫上台伊始的几次出访及讲话加深了这一印象。而且，现有的中国与伊朗的武器贸易关系及俄罗斯愿与伊朗合作加快其获得核能源的倾向与更紧密的政治对话和最终的结盟是完全符合的。这一结果至少在理论上可以把世界上最主要的斯拉夫大国、世界上最好战的伊斯兰大国及世界上人口最多力量最强的亚洲大国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强有力的联盟。

要搞这种反联盟，首先必须恢复中俄双边关系，并利用两国政治精英对美国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不满。1996年初，叶利钦去了北京，签署了一项宣言，明确批评了全球性“霸权主义”倾向。这也就暗示两国将联合起来反对美国；同年12月，中国总理李鹏回访，两国不仅重申反对“由一个大国主导的”国际体系，而且同意加强现有的关系。俄罗斯评论家们欢迎这一发展，并把这视为全球大国间相互关系的一个积极变化和对美国推动的北约扩大的恰当反应。有些人甚至高兴地说中俄联盟将对美国实施它应得的惩罚。

但是，只有在美国十分短视地同时对中国和伊朗采取敌视政策时，把俄罗斯与中国及伊朗结合在一起的联盟才能搞得起来。这样的结局当然不能排除。1995—1996年，美国的所作所为看来几乎就在贯彻要同时与德黑兰和北京敌对的思想。但伊朗和中国却都不准备把战略赌注下在既不稳定又虚弱的俄罗斯身上。两国都意识到这种联盟一旦超出了某种偶尔为之的策略协调，就会危及它们各自与较为先进的世界的关系，而只有这个先进世界才有能力向它们投资和提供它们所需要的先进技术。俄罗斯却没有什么可向它们提供，不能成为一个真正有价值的反霸联盟的伙伴。

实际上，并无共同的意识形态而仅是在“反霸”情绪下结成的任何联盟基本上将只是第三世界的一部分反对第一世界的最先进部分的联盟。它的各个成员都不会有多少收获，中国尤其有失掉大量外资流入的危险。正如一持批评态度的俄罗斯地缘政治学者指出的，对俄罗斯来说也是如此，“俄中联盟的幽灵……将大大增加俄罗斯再次被西方的技术和资金拒之于门外的可能性”^[8]。不管它是由三国还是两国组成，这种联盟最终会使所有的参加者长期地孤立，共同落后。

另外，中国将在任何俄罗斯认真努力拼凑的这类“反霸”联盟中成为老大。中国人口众多，人民勤劳，勇于开拓，生气勃勃，对俄罗斯还有某些潜在的领土要求，将必然使俄罗斯沦为一个小伙计。而同时中国也缺乏手段（可能也缺乏真正的意愿）去帮助俄罗斯克服其落后状态。俄罗斯因此将成为不断扩大的欧洲和扩张主义的中国之间的缓冲区。

最后，俄罗斯一些外交问题专家仍然企盼欧洲一体化的停滞不前，包括西方内部对北约未来前景发生分歧，认为这也许至少最终会给俄罗斯创造一些策略性机会与德国或法国拉拉关系，来破坏欧洲与美国的跨大西洋联系。这种观点其实毫无新意。整个冷战时期，莫斯科都在过一段时间就试图打德国牌或法国牌。不过某些莫斯科的地缘政治学家也不无理由地认定，欧洲事务的停滞会提供可资利用的策略机会，而对美国造成不利。

但是能够得到的也就是这些了，最多也就是一些纯属策略上的机会而已。无论是法国还是德国都不可能放弃与美国的关系。虽然不能排除特别是俄罗斯有时在一些小问题上会拉拢法国，但只有欧洲事务中出现大的动乱，欧洲统一事业和跨大西洋联系的垮台，联盟在地缘政治上才会逆转。即使到了那个时候，欧洲国家也不会谋求与迷失了方向的俄罗斯发展真正全面的地缘政治联盟。

因此，说到底，没有一种反联盟政策是可行的选择。摆脱俄罗斯新的地缘政治困境的出路不在于反联盟，也不在于与美国建立平等的战略伙伴关系这种幻想，更不在于在苏联范围内建立某种政治经济上“一体化”体系。所有的政策都回避了对俄罗斯来说实际上唯一可行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