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美国在国际上的突出地位，不可避免地使人想起美国同一些早先的帝国体系的相似之处，但是不同之处却更加重要。不同之处超出了领土范围的问题。美国的全球力量是通过一个明显地由美国设计的全球体系来发挥的，它反映了美国的国内经验。美国国内经验最主要的一点就是美国社会及其政治制度的多元性特点。

早先的帝国是由贵族政治精英建立的，大多由实质上是集权主义或者专制主义的政权统治。帝国的多数人或者对政治漠不关心，或者在较近的年代里受到帝国主义的感情和象征的感染。寻求国家的光荣、“白人的重任”、“实现文明的使命”，更不用说寻求个人获利的机会了——所有这些都是用来动员对帝国冒险的支持和保持本质上等级森严的帝国力量金字塔。

美国公众对美国在国外使用美国的力量的态度，一直十分矛盾。美国公众支持美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主要是由于日本进攻珍珠港造成的震惊作用。在封锁柏林和随后的朝鲜战争爆发之前，赞同美国卷入冷战最初也是比较勉强的。在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唯一的全球性大国，并未在公众中引起太多洋洋得意之感，倒是促使公众倾向于对美国在海外的责任作出更加有限的界定。1995年和1996年进行的民意测验表明，一般公众更喜欢与别人“分享”全球力量，而不是由美国一家垄断。

由于这些国内因素，美国的全球体系强调有选择地扩大成员的技术（像对被打败的对手德国和日本，最近甚至像对俄罗斯做的那样），这种强调的程度大大超过早先的帝国体系对此的强调。虽然大大得益于它的民主原则和制度的吸引力，美国的全球体系也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对依附它的外国精英们行使间接的影响。由于美国主宰全球通信、大众娱乐和大众文化的巨大但又无形的影响，也由于美国技术优势和全球军事作用的潜在的有形影响，以上这一切都得到了加强。

文化统治是美国全球性力量的一个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的方面。不管你对美国大众文化的美学价值有什么看法，美国大众文化具有一种磁铁般的吸引力，尤其是对全世界的青年。它的吸引力可能来自它宣扬的生活方式的享乐主义的特性，但是它在全球的吸引力却是不可否认的。美国的电视节目和电影大约占世界市场的四分之三。美国的通俗音乐居于同样的主导地位。同时，美国的时尚、饮食习惯甚至穿着，也越来越在全世界被模仿。互联网的语言是英语，全球电脑的绝大部分敲击动作出自美国，影响着全球会话的内容。最后，美国已经成为那些寻求高等教育者的圣地，有近五十万的外国学生涌向美国，其中很多卓有才干的学生永不再回故国。在世界各大洲几乎每一个国家的内阁中都能找到美国大学的毕业生。

很多外国民主派政治家也越来越仿效美国的风格。不仅约翰·肯尼迪在国外有热切的仿效者，而且年代较近（又较少受到颂扬）的美国政治领导人，也成了被仔细研究和政治上被模仿的对象。文化背景根本不同的日本和英国的政治家（例如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和英国工党领袖托尼·布莱尔——请注意这个“托尼”就是吉米·卡特、比尔·克林顿或者鲍勃·多尔的“吉米”、“比尔”、“鲍勃”的仿称）都认为模仿比尔·克林顿亲切的言谈举止习惯、平民主义者的平易作风和公共关系的技巧，是完全合适的。

民主理想同美国的政治传统结合起来，进一步加强了一些人眼中的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在民主形式的政府非常普及的时代，美国的政治经验似乎正在成为学习的榜样。全世界都日益普遍地强调成文宪法的重要性和法律高于政治的权宜考虑。不管这种强调在实践中有多大的欺骗性，它靠的正是美国立宪政体的力量。最近，前共产主义国家采取了把文职官员置于大大高于军人地位的做法（特别是以此作为加入北约的先决条件），也是深受美国的平民与军人关系体系的影响。

伴随着美国民主政治制度的吸引力和影响的，还有美国以企业为中心的经济模式的吸引力的增长。美国的经济模式强调全球自由贸易和不受约束的竞争。当西方福利国家，包括德国强调的企业家和工会“共同决策”开始失去其经济势头时，更多的西欧人表示了这样的意见：如果欧洲不想进一步落后的话，就必须仿效美国更有竞争力的甚至是残酷无情的经济文化。甚至在日本，经济行为中更大程度的个人主义，逐渐被认可为经济成功的一个必要的伴随物。

美国强调政治民主和经济发展，这两者结合在一起传达了一个简单的对很多人有吸引力的思想信息：寻求个人成功会产生财富，同时还会促进自由。因此而产生的理想主义与利己主义的结合，是个有力的结合。个人的自我实现据说是上帝赐给的权利，它会树立榜样和产生财富，因而同时也能够有利于别人。这个学说对精力旺盛的人、雄心勃勃的人和竞争力很强的人，都具有吸引力。

当对美国方式的模仿逐渐遍及全世界时，它为美国发挥行使间接的和似乎是经双方同意的霸权创造了一个更加适宜的环境。像美国的国内体系一样，这种霸权要有一个相互交织的机构和程序的复杂结构。创造这种结构的目的，是为了形成一致意见并使力量和影响的不对称模糊不清。因此，美国在全球至高无上的地位，是由一个的确覆盖全球的同盟和联盟所组成的精细体系支撑的。

大西洋联盟在机构上体现为北约，它把欧洲拥有最大生产力和影响的国家与美国连接起来，使美国甚至在欧洲内部事务中也成为一个主要的参与者。美国与日本的双边政治和军事关系，把亚洲最强大的经济同美国捆在一起，使日本实质上仍然（至少目前是这样）是美国的一个保护国。美国还参加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之类新成立的跨太平洋多边组织，使美国成为亚太地区事务的一个主要参与者。西半球总的来说是不受外部影响的，这就使美国能够在现存的西半球多边组织中起主要作用。在波斯湾的特别安全安排，特别是在1991年对伊拉克采取短暂的惩罚性行动之后，已使那个经济上至关重要的地区变成美国的一个军事保护地。甚至前苏联地区也已充斥着美国主持的各种诸如和平伙伴关系之类的同北约更密切合作的安排。

另外，人们还必须把全球性的专门组织网，特别是“国际”金融机构，看作是美国体系的一部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可以说代表着“全球”利益，而且它们的构成成分可以解释为世界性。但实际上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受美国的左右，而且它们本来就是在美国的倡议下产生的，特别是美国倡议的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

美国这个巨大复杂的全球体系与早先的那些帝国不同，它不是一个等级制度森严的金字塔。相反，美国处在一个相互交织的宇宙的中心。在这个相互交织的宇宙中，力量是通过不断的讨价还价、对话、沟通和寻求正式的一致意见来行使的，尽管这种力量最终都出自同一个来源——华盛顿，而那里才是必须玩权力游戏的地方，而且是按照美国的国内规则来玩的。也许世界对美国全球霸权中民主程序所处的中心地位的最高赞美，就体现在外国自己被拉进美国国内政治讨价还价的程度上。外国政府尽其所能地去动员那些同它们有某种特别的种族或宗教同一性的美国人。除了有大约一千个外国特殊利益集团在美国首都注册并开展活动之外，大多数外国政府还雇用美国的院外活动分子为它们的利益服务，特别是在国会里。美国各种族团体还竭力影响美国的对外政策，其中犹太人、希腊和亚美尼亚的院外活动集团表现最为突出，组织得也最有效。(www.daowen.com)

美国至高无上的地位就这样制造出一个新的国际秩序。这个新的国际秩序不仅在国外重复了美国体系本身的许多特点，而且使这些特点固定了下来。基本的特点包括：

●　一个集体安全体系，包括一体化的指挥机构和部队（北约、美日安全条约等）；

●　地区性经济合作（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专门的全球合作机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

●　强调一致作出决定的程序，即使这些程序是由美国主导的；

●　优先考虑让民主国家加入的主要联盟组织；

●　一个初始的全球性立宪和司法结构（从世界法院到审判波黑战争罪犯的特别法庭）。

美国体系的大多数内容是在冷战期间出现的，并成为美国遏制其全球性对手（苏联）的努力的一部分。一旦那个对手倒下而美国成了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全球性大国，美国体系就可以作为现成的东西在全球应用，其实质已由政治学家约翰·伊肯伯里（G.John Ikenberry）作了很好的概括：

从这个体系是以美国为中心这个意义上讲，这个体系是霸权主义的，并且它反映了美国式的政治机构和组织原则。它是一个开明的秩序，因为它是合法的并且带有对等的相互作用的特征。欧洲人[还可以加上日本人]能够以适应美国霸权但又保留试验他们自身的自治和半独立政治制度的余地的方式，来重建他们的社会和经济并使之一体化……这一复杂体系的演变“驯化”了主要西方国家间的关系。这些国家之间不时地发生尖锐的冲突。但重要的一点是，冲突一直在一个深深扎根、稳定和越来越明晰的政治秩序中得到了抑制……战争的威胁从桌面上消失了。^[2]

当前，美国前所未有的全球霸权没有对手。但是，在未来的年月里它会继续不受挑战吗？

[1] Donald Puchala, “The History of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thic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8（1994）:183.

[2] 摘自伊肯伯里的论文“Creating Liberal Order: The Origins and Persistence of the Postwar Western Settlement,”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hiladelphia, November 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