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同济大学的校徽-一叶扁舟带来巨大成功!

同济大学的校徽-一叶扁舟带来巨大成功!

时间:2023-08-1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同济大学的校徽图案是一叶扁舟三支桨,这也是海洋学科最好的标志。1972年春,一支“海洋地质连队”开进同济大学,这好比一叶小舟,在翻滚的恶浪中闯进了学科建设的大海。图1同济大学的校徽,一叶扁舟三支桨要问这条“小船”的来历,得从20世纪60年代说起。这份建议在1997年国际竞争中获得全球评比第一名。2006年9月,国际古海洋学大会在上海举行,同济的“小舟”已经成长起来,已和国际海洋学的巨舰一起破浪前进。

同济大学的校徽-一叶扁舟带来巨大成功!

同济大学的校徽图案是一叶扁舟三支桨,这也是海洋学科最好的标志。

在汉语成语中,“同舟共济”是海洋行业里最为适用的;而在各种校徽图案中,同济大学的一叶扁舟三支桨,也是海洋学科最好的标志。但是30多年前,同济和海洋并不沾边。

令很多人意想不到的是,“海洋”在同济大学中的出现,竟是在“文革”的高潮里。1972年春,一支“海洋地质连队”开进同济大学,这好比一叶小舟,在翻滚的恶浪中闯进了学科建设大海。这条小船居然在浪涛中闯过了重重难关,驶入国际科学界的海洋:1975年挂牌的“海洋地质系”,9年后成为全国高校第一个海洋地质博士点,再过9年成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又过9年成为国家重点专业;现在成为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也是我国唯一的海洋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已经面对着西太平洋的大海波涛,成为国际瞩目的海洋地质基地。

图1 同济大学的校徽,一叶扁舟三支桨

要问这条“小船”的来历,得从20世纪60年代说起。“大跃进全民找矿之后,上海决定成立“海洋地质系”,由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筹建,虽然一到困难时期就夭折在襁褓里,却留下一批青年教师。“文革”期间,他们在马陆公社劳动之余,议到国家在上海要上马“627”工程,要在东海找石油,就自发上书领导,要求将下马的海洋地质专业办起来。于是,在1970年招生,等到1972年国家计委地质局要上海设立海洋地质专业配合找油时,发现已经有了且还招了学生,于是出现了上述迁到同济大学的一幕。

不过,海洋地质要求到海底取样,连一条小舢板也没有的同济大学,搞什么海洋?好在上海所在的长江三角洲,河口外就是东海,上海地下的钻孔里,就记录着长江口和东海的历史;再说准备石油勘探和进行海洋调查的兄弟单位,已经采集了浅海陆架的海底表层沉积样品。就这样到处“钻营”,索取样品,回来后在显微镜下分析沉积物和其中的细小化石——海洋微体古生物,居然找出了一些规律。至于工作条件,事后看来也颇值得回味。一位当时的学生、后来当上美国教授、得了“总统奖”的校友10年前回来说,他在课堂上常向美国学生形容当年自己老师的“实验室”——那是一个蚊蝇多得可以用手抓的废弃车间,墙外就是公社的垃圾堆。同济大学向海洋进军,就在那里起航。(www.daowen.com)

30年前的科学研究,与今天真的不一样。作为学校的老师,既没有人来问你的“研究业绩”,也没有地方申请“研究基金”,更何况“拿起笔,做刀枪”歌声的余音还在绕梁,校园也不是钻实验室、看外文书的地方。不知道是浩瀚大海气魄的感召,还是“同舟共济”精神的熏陶,同济这群年轻人就这样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埋头苦干,从浅海的表层沉积样品和长江口的岩芯入手,跨出海洋研究第一步。等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大庆油田为解释储油层的河成砂岩,需要长江三角洲沉积模式作比较时,同济大学的海洋地质科研才受到国内重视;要等到北京成立海洋出版社,在20世纪80年代初印出同济微体古生物研究成果的专著,引起德国出版社注意而发行英文版,才赢得国际关注。当时国外十几家刊物做了书评,“中国觉醒了”是一篇法国书评的第一句话。

与陆地不同,海水是全球相通的。海洋科学的基础研究,究竟是与国际接轨、走国际合作的路,还是关起门来自己干,是一个有决定意义的选择。1978年我有幸随石油部组团到美国和法国进行两个月的科学考察。记得访问第一站巴黎,我就受到秘书长两次批评:一次是与法国微体古生物学家单独交谈,没有第三者在场;另一次是在与法国翻译谈话中,走在团长前面下了车。30年前国际交流的规矩,今天听起来有点好笑和奇怪。但是,毕竟这是极好的机会,作为“文革”后同济大学访问欧美的第一位教师,接触了海洋地质的国际前沿。考察后,请权威教授来同济大学讲课,成为行内最早的国际学术讲习班之一。后来又办了两届五年制的本科教学,新生第一年除了政治外,只学英语一门课,为探索新路做了尝试。中国海洋科学与国际差距太大,不大可能采用常规途径赶上。当时海洋地质系的种种试验,为后来走上国际舞台作了准备。

但是20世纪晚期地球科学的突破主要来自深海,“板块理论”就是一例。我们自己没有手段,能不能参加国际合作,也去研究深海地质?1985年“国际大洋钻探计划”启动,中国科学家们心潮澎湃,赶紧组织委员会并上报领导,要求加入这项规模空前的深海国际合作,但在当年外汇奇缺的条件下,只能是一场空想。在这之前,国际海洋地质学泰斗、已故的美国艾默里教授来访,我请教了他一个问题:“假如你是中国人,研究海洋地质会选什么题目?”他想了想回答说:“我会收集中国古代的文献资料,研究潮汐的变化。”在这位前辈的眼里,既无设备又缺经费的中国,只能从故纸堆里挖掘成果。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找到了进军深海的途径:发挥自己的长处,用国外样品研究我国的深海问题。我们间接地要到了美国在南海取得的深海沉积样品,从微体化石分析入手,在剑桥大学的合作下,于1986年建立起南海第一个古海洋学剖面,找到了南海古海洋学的特点,踩上了国际前沿的门槛。1988年,由同济大学发起的国际学术大会在同济校园里举行。1994年春,中德合作的古海洋学专题航次在南海进行,第一次用高分辨率研究的方法采集深海沉积柱状样,第一次在中国海取得了高精度的深海记录。经过几年的研究,同济大学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大洋钻探建议书,提议在南海打钻探索气候变化的历史。这份建议在1997年国际竞争中获得全球评比第一名。于是,在1999年春就实现了在中国海首次进行的大洋钻探,取得了西太平洋海区最好的深海古海洋学记录,第一次建立了南海3 000万年环境演变的序列。2006年9月,国际古海洋学大会在上海举行,同济的“小舟”已经成长起来,已和国际海洋学的巨舰一起破浪前进。

(本文为2007年同济大学建校100周年而作,2007年3月30日曾刊载于《文汇报·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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