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科技创新离不了创新文化的背景，尤其是基础研究。

在5年前的全国科技大会上，胡锦涛主席提出了“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宏伟目标。5年来，我国对科技投入的增速为全世界羡慕不已，科技成果的数量也已经名列国际前茅。但迄今为止，我们的科技发展还是以跟踪为主，原创性的成果不多，引领潮流的研究更少。一句话：发展迅速，创新不足。在距离目标预定实现之时还剩10年的今天，不由得要问：我们距离“创新型国家”还有多远？5年来我们的创新能力增强了多少？我国科技创新的障碍究竟在哪里？

无论解答“李约瑟难题”还是“钱学森之问”，都离不开东西方文化的比较。美国院士许靖华先生问道：“牛顿为什么不是中国人？”他的答案是“儒家的‘忠孝’和方块文字妨碍了创新思维”。而按照梁启超的说法，“最大的障碍物自然是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以华夏古文化之辉煌而不能产生现代科学，其中确实应当有不利于创新的深层次原因。时至今日，在应试教育和对院士的炒作中，隐现着科举制度的阴影；在迷信权威、人云亦云的习气中，包含着农耕文化保守的基因。东西方文化差异是个百年话题，“五四”以来“打倒孔家店”的呼声几度起伏，其中既有把小孩和脏水一起泼掉的粗心，也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旧情。以往在战争和动乱的岁月里，对此不可能作心平气和的分析；如今大环境已经大不相同，能不能来一次冷静的分析？我国古文化的传统中，哪些是有待继承发扬的东方优势，哪些是习以为常却应当就医的“遗传病”？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提出，极大地加强了我国科技发展的势头，提高了科技界的地位。但是，当前要警惕的另一种倾向，是忽略科学的文化方面。科学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科技创新离不了创新文化的背景，尤其是基础研究。追求真理的热情与好奇心，是创新的原动力，难怪爱因斯坦会说“最快意的事情是神秘”。研究的结果有用，当然极好，但即便你说没用，我还是要研究，因为这就是科学家的追求。如果我们在强调经济发展需求的同时，淡漠了科学的文化层面，而过分倚重物质刺激的效力，就会陷入急功近利甚至弄虚作假的泥潭，使浮躁与发展同步，泡沫与光环俱增。因此，我建议在科技快速前进中勒马反思：我们发展科技的途径，是不是过于偏重了物质，疏忽了精神？

再一个问题是，我们用来促进科技发展的举措，有的是不是有误导性？如在科技成果的评比和奖励中拿文章数目、影响因子作标准，将不可定量的标准“定量化”，这会不会鼓励“短平快”，回避大目标、大问题？现在越来越多地把科学家当明星吹捧，这种科技宣传广告化的做法，就算背后没有金钱交易，也会产生鼓吹浮躁、弘扬肤浅的效果。至于有些单位拿“创新”作标签到处张贴，通过媒体炮制“科技突破”的做法，更加令人担忧，这会不会使“创新”贬值、制造泡沫？(www.daowen.com)

图1　梁启超先生

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科技自主创新，是涉及我国能否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今天，我们在心底里挂起倒计时的大钟，数着距离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目标所剩天数的时候，重要的是找到问题之所在。按照过去5年创新力增长的速度，10年后的前景不容乐观，亟待采取更加有力的举措，切实提高创新能力。正因为现在是科学发展的春天，我们充满着自信，完全能够不怕揭短，直面缺陷。然而医治的关键在于诊断，为此建议贵报，能不能开辟一方宝地，在学术界展开一场讨论，专门分析“创新的障碍在哪里？”以全社会的力量来促进我国的创新能力。相信在10年以后欢庆成绩的回忆里，必定会高度评价这场讨论的意义。

（本文原载2011年1月9日《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