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初始阶段的西伯利亚，可移动艺术形象的制作与用途存在于不同地区，并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在后贝加尔地区、安加拉河沿岸地区、库兹涅茨克阿拉套、阿尔泰地区的16处遗址发现了大约150件由骨、硬壳、石、贝类、獠牙制作的属于个人装饰品的器物，包括串珠、垂饰、手镯、头饰和雕塑。这些器物群年代可以追溯至距今5万～4万至3万～2.5万年前。这些器物可以与欧洲奥瑞纳文化和中东特奥瑞纳文化查特珀隆遗址出土的32件可移动艺术形象相媲美。

这些器物中主要组成部分为骨质串饰和垂饰，以及用鸵鸟蛋壳制作的垂饰，尤以后者分布最广。因此，在巴兹沃恩科瓦亚（Подзвонковая）遗址（位于后贝加尔地区布里亚特）发现了超过22种这样的垂饰，呈水滴形、叶形、椭圆形和其他形状。其中一件垂饰出土于遗址下层的文化层中，年代为距今4.4万～4.2万年前，发现于遗址东部和东南部的其他垂饰年代为3.9万～3.8万年前。西伯利亚旧石器时代晚期早段的骨质、鸵鸟蛋垂饰，可能不仅仅具有美学意义，而且具有宗教神话、仪式语义和语用学意义。然而，器物形态及其在文化层中的考古学背景无法十分可靠地揭示大多数形象的语义学和语用学含义。

西伯利亚可移动艺术的远古形象中存在动物崇拜雕塑的形象。

图1　塔尔巴嘎遗址出土熊头雕像

1979年，在后贝加尔地区的塔尔巴嘎（Толбага）聚落遗址发现了用披毛犀颈椎骨雕刻的熊头形象（图1）。该器物发现于靠近灶坑的房址之中。熊头最初被放置在一个小坑穴处，并在其顶部一块骨头。熊头的雕刻形象可追溯到3.5万～2.5万年前。显然，熊头的制作和用途是以熊崇拜为形式的动物信仰的组成部分，这种熊崇拜广泛地存在于许多旧石器时代上层文化中。值得注意的是动物头形器物位于炉灶附近。熊头的礼仪准备及其遵守特殊要求（静默等）的集体摄食存在于西伯利亚许多民族之中。笔者在阿穆尔地区埃文基人的行为仪式中观察到了这种实践。

1975～1980年间，在对位于哈卡斯地区库兹涅茨克阿拉套的马拉亚·辛亚（Малая Сыя）遗址发掘期间，除了发现工具之外，还发现了包括石器在内的非实用性器物。发掘领队В.Е.拉里切夫将其中一些器物归类为艺术品，即动物形雕塑和拟人化形象（乌龟、猛犸象、猫头鹰分娩形象等），并将其断代为旧石器时代上层早期。对这些雕塑形象的解释应该被置于世界神话中的天体演化学、诸神起源学说、二元论以及其他宗教神话情节的广阔背景之中。 出土于马拉亚·辛亚遗址的器物形象以及就这些器物做出的解释引发了激烈争论，甚至否认其为人工制品。显然，参与讨论的这些来自马拉亚·辛亚遗址的器物都是属于非实用性器物的人工制品，并允许对其研究指向马拉亚·辛亚遗址旧石器时代上层居民的象征性活动。目前，马拉亚·辛亚遗址出土的非实用性器物群被认定为对于理解西伯利亚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具有前沿性的载体。而根据В.Е.拉里切夫提出的有关该遗址年代数据的观点，即接近3.4万～2.9万年前，则更是如此。

1981年，在安加拉河沿岸地区北部乌斯季-科瓦（Усть-Кова）遗址发掘期间，在旧石器时代文化层发现了2个猛犸象象牙雕刻而成的小雕像。发现雕像的文化层属于年代为距今2.3万～1.9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综合体。其中1个表现为猛犸象。这一精心雕琢的猛犸象雕塑上涂有红色和黑色的人造颜料（图2）。其特征是涂绘在器物表面的红色颜料成分与文化层中发现的其他器物、装饰品上涂绘的红色颜料有着明显区别。用于给猛犸象雕塑涂色的红色颜料是用一种不同于其他红色炼制技术的特殊技术制作而成的。红色颜料的制作可能是一些文化、仪式规范所限定的。在这种背景下，在礼仪上具有重大意义的猛犸象形器物需要根据一种特殊的配方来制作红色颜料。

图2　乌斯季-科瓦遗址出土猛犸象形雕像

乌斯季·科瓦遗址出土的第二个雕像形象则模糊不清。第一种观点的作者认为它描绘的是“坐在巢中的鸟”或“坐着的鸟”。其他研究者则认为这是“贝加尔海豹——环斑海豹”，或强调其多重形象和神话转世——“鸟-海豹”。动物形象在其表面具有点刺状的变形痕迹，这很可能表明在狩猎巫术仪式的动物失败仪式中，器物被有意损坏。(www.daowen.com)

乌斯季·科瓦遗址出土雕像与玛尔他-布勒特文化的可移动艺术标本之间的互动关系仍然是有争议性的。目前的争论是关于其相似程度的建立，即假设乌斯季-科瓦遗址是“玛尔他-布列特文化的区域变体”。

2019年，丹尼索瓦洞穴发现了具有特殊含义的可移动艺术标本——用猛犸象象牙雕刻而成的猫科动物形象，这一形象最有可能是狮子。它饰以笔直的刻纹，并在一些地方涂以红色颜料（赭石）（图3 、图4）。红色颜料痕迹位于小雕像的右侧和腹部，它被形象地称为“受伤的狮子”“刻纹与赭石的结合保留在动物身体最脆弱的部位之一——腹部和肋骨，使我们可以将这种组合视为另一种大型掠食者的爪子所造成的致命性出血伤口的模仿”。小雕像有所残损，头部和残缺，后腿变形。后肢的部分剥存留于土壤中自然变化的结果。躯干前部的缺失则是古代机械破损的结果。这可能是故意为之——意为动物的仪式性死亡。对刻纹、红色颜料、身躯的残损只做出单一的一种解释是不正确的。但可以倾向于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掠食者形象被包含在以生动的形象和动人的情节为基础的宗教观念的表达性思想和情感背景之中。

狮形雕像存在非实用性破损的痕迹和表面与柔软有机物有规律性接触的痕迹。由于在皮囊和其他类似情形中人手、皮革制品的相互作用，在象牙制品上会出现这种磨损特征。磨损痕迹表明，该雕像的使用是出于仪式目的。它被仔细地保存，必要时被使用，并在某个关键时刻被毁坏。旧石器时代多有这种动物形雕像的使用实例。因此，在这里也和许多其他可移动艺术古代标本的语用学的讨论一样，将其归类为儿童玩具。这很难说是正确的。这些观点，通常是基于远古时代最晚期的精神感应领域中有关童年和儿童文化观念的流传。但作为用于儿童娱乐的微小物件的出现是较为晚近的。限于篇幅，本文对该主题不予赘述。

图3　丹尼索瓦狮形器

图4　丹尼索瓦狮形器刻纹细部

根据上述研究的参与者的观点，“受伤的狮子”在其他地区的旧石器晚期艺术中未发现完全相似的器物。但这种形象存在于佛朗哥-坎塔布里亚（Франко-Кантабрия）的岩画中，沃格尔赫德（Фогельхерд）洞穴（施瓦本·尤拉）出土了狮形雕塑。“受伤的狮子”位于沉积层第11层中，与旧石器晚期初始阶段的人工制品有关。现已知第11层的年代为5万～4.5万年前。年代不晚于4.5万年前的丹尼索瓦狮形器是目前已知旧石器时代雕像中最古老、信息记录最明确的动物形标本，它比施瓦本·尤拉遗址出土的狮形器更加古老。

还已知的是，第11层与丹尼索瓦人群的活动有关。因此，有理由相信，“受伤的狮子”雕像属于丹尼索瓦人所有。这一情形从根本上改变了关于形象艺术的人类学起源以及与之相关的最古老的宗教神话层面的观念。目前，这些起源的研究源于该地区人类的现代解剖学的文化成就。在丹尼索瓦洞穴中发现的狮形器反映了一支单独人类群体的丹尼索瓦人，其中包含了艺术发达形式和宗教的创造者。狮形雕像以及出土于阿尔泰洞穴的大量的其他象征性器物群，这不仅涉及了丹尼索瓦人，同时还涉及了古代人群不同分支所走出的艺术与宗教起源的非线性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