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山岩画表现的祭祀内容十分丰富，规模相当宏大，场面壮观，祭祀形式多样，显然这种大规模的祭祀不会突然出现，这个族群一定很早就有了祭祀传统和宗教信仰。考古发现恰恰证明了左江流域的宗教信仰传统由来已久。花山岩画所表现出来的祭祀传统和宗教观念是生活在当地的人们原始宗教观念自然发展的产物，它与当地早期原始宗教信仰观念是一脉相承的。^[2]

考古工作者曾经在广西南部的邕宁、钦州、扶绥、百色、横县等地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了石祖、陶祖、女阴等遗物（图2，A、B），^[3]这些遗物的出现，显示早在新石器时代生活在当地的人们就已经有了祖先崇拜、生殖崇拜等观念。另外，考古学者发现在邕江、左江、右江流域的史前墓葬中，盛行屈肢葬、二次葬、屈肢蹲葬、肢解葬、敛红葬、压石葬、烧骨葬等特殊葬俗（图2，C、D），这些葬俗无不显示出当时人们脑海中的灵魂不灭、祖先崇拜等观念。这些原始宗教观念的产生与发展正是左江花山岩画产生的重要思想基础。

图2　考古发现的具有宗教文化内涵的遗存

有学者认为，20世纪90年代，左江流域的那坡感驮岩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发现了一处祭坛遗迹，遗迹由红烧土、灰烬、墓葬、灰坑组合构成，红烧土台面是祭祀遗迹的重要部分。^[4]其广泛存在于左江右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5000～4000年）大石铲遗存被认为是一种祭祀的遗存。大石铲遗存文化层堆积薄，遗迹种类及所体现的功能均较为单一，除有意识放置石铲的灰坑及一定范围内集中摆放石铲的功能区域外，基本不见与人类日常生活相关的设施类遗存。石铲大多采用页岩制作，硬度较小，质地较软，不适合作为生产工具使用。完美的造型及精美的加工表明这类器物多是为适应某种特殊的需要而制作的，这种需要明显脱离了现实生活中生产活动功能的需要。石铲放置方式多种多样，其中以刃部朝上、柄端朝下直立或斜立放置为主。在地面直立放置的石铲中，铲面大多朝向东北，且略向东北倾斜，具有相对明确的指向。^[5]许多石铲排列很有规律，排列的方式有圆圈形、门字形、队列形等，具有强烈的意识性。许多放置石铲的坑内有大量有意识垫放的红烧土和炭屑（图3，E）。

到了与左江花山岩画同时期的先秦至汉代，骆越地区遗址和墓葬中均发现有祭祀遗存，如铜鼓上的祭祀图案、随葬石子或铜铃墓、岩洞葬、碎物葬等等，表明先秦至汉代时期骆越地区人们的原始宗教信仰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祭祀的形式也多样。岩画和考古证据显示巫师在这一时期已经出现，岩画中戴面具的人物被认为是主持祭祀的巫师，而考古发现的岩洞葬中有的随葬石子、卜骨、卜甲片等（图3，F），这些墓主也被认为是巫师，这表明当时祭祀的风气盛行。而铜鼓等考古遗存和岩画中普通存在的如羽人舞蹈、铜鼓舞蹈、划船舞蹈等，这些都是当地人们祭祀习俗的真实写照。(www.daowen.com)

图3　考古发现的具有宗教文化内涵的遗存

考古材料表明，广西新石器时代的人们就已经有了祖先崇拜、生殖崇拜、灵魂不灭等观念，这些原始宗教观念一定为花山岩画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基础。左江流域岩画尽管与左江、右江流域大石铲是不同的文化遗存，但作为一种精神生活的重要载体，它们所传达的信息功能具有一定的相同或相似性，而且时间上基本衔接，表明生活在左江、右江流域的壮族先民精神世界中，某些基本的信仰长时间没有改变，只是表现的形式有了变化而已。^[6]先秦至汉代，考古发现的大量宗教性遗存表明，这一时期生活在左江流域的人们的原始宗教文化有了进一步发展。因此，从岩画产生的思想基础来看，花山岩画的祭祀传统和宗教观念是生活在当地的人们原始宗教观念自然发展的产物，它与当地早期原始宗教信仰观念是一脉相承的。可以这样说，左江花山岩画表现出的祭祀习俗和原始宗教文化传统是有其发展源头的，不是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图4）。

图4　岩画祭祀画面与考古祭祀遗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