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江地处石灰岩地带，多伏流暗洞，流水湍急，且地势低，排水性差，若逢暴雨季节，洪水成灾，这造成了左江流域自古以来水患严重。《太平府志》载：明永乐六年（1408年）至嘉靖四年（1525年）一百一十七年间，太平府（崇左）发生了五次水灾，平均二十三年一次。清朝光绪七年八月十五日，宁明的特大水灾，致使蒙江（明江）两岸纵横五六十里，一片汪洋。田园庐舍，牲畜财物，损失惨重，沿江一带，满目疮痍。《明江县志·水泉》：“明江江面宽约二十丈，每年三至八月，天降雨时水之深者一二丈，时有淹坏田禾之患。”1953年至1980年，明江水位达海拔118.7米以上的灾难性洪水就有15次，1955年9月28日发生的最大洪水水位高达海拔123.50米。如此多的水害对居于左江沿岸的壮族先民来说无疑是巨大的威胁，难怪《思乐县志·思阳水灾赋》曰：“欲离苦海，有翼难飞，思上青天，无楂可驾。”^[41]越南出使清嘉庆年间的外交官阮攸也曾写诗表述左江的艰险“……滩上何所闻？应龙激怒雷田田。滩下何所见？弩机剧发矢离弦。一泻千里无停堙，高山夹谷如墙垣。中有怪石森森然，有如龙蛇虎豹牛马罗其前，大者如屋小如拳，高者如立低如眠，直者如走曲如旋，千形万状难尽言。蛟螭出没成重渊，涌涛喷沫日夜争豗喧。夏潦初涨沸如煎，一行三日心悬悬，心悬悬，多所畏，花乎殆哉，汩没无底，共道中华路坦平。中华道中夫如是，窝盘屈曲似人心，危真倾覆皆天意，高才每被文章妒，人肉最为魑魅喜，风波那得尽能平？忠信到头无足途，试望滔滔此江水。”^[42]

左江岩画一般出现在临江的水流拐弯处，如此布置是出于什么目的？我们从当地民谣中或可得到答案：“左江湾，右江滩，条条都是鬼门关，留得性命船也翻。”险恶的左江航道，尤其是被称作“鬼门关”的左江湾，使壮族先民心惊胆战，却又无力改变现状，而留存于此的“左江崖壁画（岩画）是古骆越人为沉船死者招魂和安魂所作的宗教祭祀画，左江流域凡有岩画的地方都是古骆越人的祭祀遗址。为灾难中死去的人绘制岩画进行招魂和安魂是古骆越交趾部族群所盛行的宗教习俗”^[43] 。由此可知，在古代人眼中，治理水患最奏效的办法就是祭祀水神。中国的水神甚多，如黄河水神河伯（黄河的支流）、洛水水神、湘水水神、洞庭水神、济水水神、长江诸水神、淮河水神、江西水神、运河水神、四海海神等。^[44] 在我国沿江沿河的少数民族中，崇拜祭祀水神就更普遍了。四川木里俄亚纳西族主要敬奉流经其居住地的苏达河、东义河、冲天河三条河流。其中东义河流经区域最广，河水最大，成为最主要的祭祀对象。每年阴历三月初三，村民们带上鸡、猪膘肉、米饭、黄酒、酥油、菜、香等，摆在河边作为敬奉水神的祭品，来到东义河和苏达河的交汇处，在东巴主持下祭祀水神。^[45]

此外，铜鼓也有镇静风浪的作用。清代汪森编撰的《粤西丛载校注》“铜鼓”篇，转引明代张穆《异闻录》：“铜鼓，昔马伏波征蛮物，以山溪易雨，因制之。一悬之梧州镇府左廊。昔沉潭中，声震十里，鼓出遂无怒波。人言其为崇，人舟赖以无险。”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横州志书》卷十二艺文志载金虞诗《乌蛮滩四首（之三）》：“阶前石辟邪，尽作铜鼓声。我来不敢扣，恐致风涛惊。”也说铜鼓能致河水起波浪，或能镇水波。实际上，我国西南的一些少数民族认为铜鼓就是从水中而来的，例如苗族传说黔东南古州（今榕江县）有个崖壁寨，有母子二人，靠儿子邱老同砍柴为生。有一天砍柴回家途中偶遇暴雨，河水猛涨。邱老同因急于回家照顾老母，过河时被浪头打到河底，误入龙宫。龙王被邱老同的孝心感动，送他回家，并送他一面铜鼓作纪念，自此苗寨就有了铜鼓。^[46]贵州东南部和南部的布依族也有类似传说。^[47]

左江的铜鼓除了能够减少水患和镇静水波之外，另一个功能就是祭祀亡灵。左江岩画中重复出现的铜鼓图案，现实中它“既是乐器、神器和权力重器，又是综合性的艺术品……对于铜鼓上的写实图案，国内外学者曾作过多种解释，石寨山型铜鼓上的船纹，有人认为是超度死者亡灵升天的‘黄金船’，有人认为是越人渡海迁徙的‘越海船’，也有人认为是古代内河内湖竞渡的‘龙舟’。现在从船体形状、大小，船上装置、设备的不同，区分为捕鱼船、水战船、航海船、竞渡船、游戏船、祭祀船等。但从铜鼓本身的社会功能看，不管捕鱼、水战，还是游戏、竞渡，都与祭祀活动有关，应该统统名之为祭祀船。铜鼓上的羽人舞蹈纹，也是祭祀场合娱神的实录”^[48]。可见，岩画形象中的铜鼓在这里既是祭祀用的重器，也是骆越的神器。

以上论述可知，广西左江岩画的出现并非偶然，它与其周围的水（江水、雨水）密不可分。当然，如果从考察壮族先民生产和生活角度来说，左江崖壁上的岩画无论是为了帮助先民生产、生活获得抗旱所用的雨水，保佑航行者能一路平安、风平浪静的江水，还是使人们能够脱离暴雨所致的洪水，或因为左江险湾导致灾难的江河水，或有益或有害，均是壮族先民在生产生活中与水斗争的集中体现。

On the “Spiritual” Climate of Zuojiang Rock Paintings

Yang Chao

Abstract：Zuojiang rock paintings，as the culmination of the early Luoyue art，directly or indirectly reflected the production，life and spiritual world of the local people at that time，which also provided the necessary“soil”for the generation of rock painting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environment and content of the Zuojiang rock paintings，the article compares the cultural relics and folk customs unearthed in the Zuojiang Basin to explore the element“water”that the Luoyue people depends on in the material and spiritual aspects is very important in the production of rock paintings.

Key Words：the Zuojiang Basin；Rock paintings；Rains and floods

【注释】

[1]丹纳著，傅雷译：《艺术哲学》，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72页。

[2]覃圣敏等：《广西左江流域崖壁画考察与研究》，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1页。

[3]现在已经发现的岩画点达到了89个。

[4]覃圣敏等：《广西左江流域崖壁画考察与研究》，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1页。

[5]一说非临江岩画点为9处，一说非临江岩画点为8处。

[6]徐海鹏：《广西左江流域非临江崖壁画点的地理环境研究》，《广西民族研究》，1988年第1期。北京大学地质学系王宪曾分析这几个不临水地点的孢子化石后发现，除含有山毛榉科的花粉和亚热带植物之外，还有数量较多的水生藻类——环纹藻类的孢子，证实当时确实有水体存在。

[7]向柏松：《中国水崇拜》，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184-185页。

[8]邱钟仑，陈远璋：《鬼斧神工输技巧　悬崖百丈遗宏图——广西岩画述略》，载《岩画百年（1915—2015）》，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54页。又见覃圣敏等：《广西左江流域崖壁画考察与研究》，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50页。

[9]覃乃昌等：《左江流域文化考察与研究》，《南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第1期。

[10]潘其旭：《以“那文化”研究为基础建立壮学体系的理论构架》，《广西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

[11]那，是壮语“田”“水田”“稻田”的汉字记音。

[12]覃乃昌：《“那”文化圈论》，《广西民族研究》，1999年第6期。

[13]覃乃昌等：《左江流域文化考察与研究》，载唐华主编：《花山文化研究》，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页。

[14]塚田诚之：《唐宋时期华南少数民族动向（上）——重点考察广西左右江流域的少数民族》，《民族译丛》，1986年第1期。

[15]覃乃昌等：《左江流域文化考察与研究》，《南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第1期。

[16]覃乃昌等：《左江流域文化考察与研究》，载唐华主编：《花山文化研究》，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页。

[17]何安益，杨清平，宁用勤：《广西左江流域贝丘遗址考古新发现及初步认识》，《中国历史文物》，2009年第5期。

[18]罗勋湖，刘昆：《广西：贝丘、墓葬一洞“容身”》，《光明日报》，2013年10月24日，第9版。

[19]莎红、蓝鸿恩搜集整理的壮族民间长诗《布伯》，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59年。

[20]向柏松：《中国水崇拜》，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34页。(www.daowen.com)

[21]向柏松：《中国水崇拜》，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48页。

[22]汤惠生：《青海岩画——史前艺术中二元对立思维及其观念的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65页。

[23]Anati， Volcamonica Rock Art-A New History for Europe，Edizioni Del Centro Camuno di Studio Presitorici，Brescia， 1957，p60.

[24]汤惠生把这种形象称为“蹲踞式”，见《青海岩画——史前艺术中二元对立思维及其观念的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64-78页。阿纳蒂也将这种形象称为祈祷者，他将梵尔卡莫妮卡发现的这种形象，根据出现的场合将其分为死神崇拜、太阳崇拜、表现肉体和灵魂分离等含义。见Anati， Volcamonica RockArt-A New History for Europe，Edizioni Del Centro Camuno di Studio Presitorici，Brescia，1957，p60.陈兆复解释花山岩画时，也将这种类型的岩画形象称作祈祷者，见《中国岩画发现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97页。

[25]梁庭望：《花山崖壁画——祭祀蛙神的圣地》，《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4期。

[26]梁庭望：《花山崖壁画——祭祀蛙神的圣地》，《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4期。

[27]覃彩銮：《骆越舞蹈艺术风采的展示——左江花山岩画人物图像舞蹈属性辨识》，《中国文化遗产》，2016年 第4期。又 见 陈野：《峭壁上的蛙神祭祀舞蹈——对左江崖壁画的一种释读》，《浙江学刊》，1998年第5期。

[28]赵国华：《生殖崇拜文化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80页。

[29]林晓：《四十年来国内学者对左江流域崖壁画的研究概述》，《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

[30]宋兆麟：《青蛙崇拜与稻作农业——壮族蚂节试析》，载《民间文学论坛》，1987年第2期。

[31]覃承勤、覃剑萍搜集、整理。

[32]陈兆复：《中国岩画发现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11-412页。

[33]［越南］文新等著，梁红奋译：《雄王时代》，云南省历史研究所，1981年，第169页。 郑超雄，覃芳：《壮族历史文化的考古学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411页。

[34]梁庭望：《中国壮侗语诸族与泰国泰族文化共性初探》，《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

[35]梁志明，郑翠英：《论东南亚古代铜鼓文化及其在东南亚文化发展史上的意义》，《东南亚研究》，2001年第5期。

[36]［越南］文新等著，梁红奋译：《雄王时代》，云南省历史研究所，1981年，第169页。 郑超雄，覃芳：《壮族历史文化的考古学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411页。

[37]闻一多：《端节的历史教育》，《神话与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96-199页。

[38]覃乃昌：《“那”文化圈论》，《广西民族研究》，1999年第6期。

[39]丘振声：《壮族图腾考》，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7页。

[40]罗香林：《古代百越文化考》，《南方民族史论文集》（一），中南民族学院民族学研究所，1982年，第80-113页。

[41]《太平府志》《广西通志》《明史·五行志》《同正县志》《崇善县志》《广西大事记要》《广西历代大事年表》等文献均记载了左江流域自明朝以来的水灾情况。

[42]谢寿球：《左江岩画千古之谜的新解读》，载杨炳忠：《花山申遗论谭》，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69页。

[43]向柏松：《中国水崇拜》，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54-58页。

[44]向柏松：《中国水崇拜》，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49-50页。

[45]周昌武搜集，燕宝整理：《苗族乐器传说》，《民间文学》，1980年第1期，第63页。

[46]“铜鼓的传说”见陈涛等编：《贵州少数民族民间故事选》，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14-121页。

[47]蒋廷瑜：《铜鼓研究一世纪》，《蒋廷瑜集——岭南铜鼓论集》，线装书局，2011年，第10页。

[48]《赵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卷十，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7-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