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书的研究中，为了寻求二维空间限制下的包含最大数量非理性行为变量的最优拟合结果（stress＜0.15），我们最终选择了12种非理性行为作为二维空间关联图的构成，并进而得出主要的研究结论。为了考察使用所选择非理性行为变量而得出的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本书从概念定义以及情境实验的相似性角度出发，分别用“回忆陷阱”（Hammond等，1998）、“正面框架效应”（Tversky和Kahneman，1981）和“负面框架效应”（Tversky和Kahneman，1981）替代了“易得启发式偏差”和“确定性效应”和“反射效应”，所得出的新的中国证券监管者非理性行为二维空间图如图6−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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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4　变量替代后的中国证券监管者非理性行为的二维空间连接图

由于是对原有非理性行为变量的部分相似性替代，图6−4展示的新的非理性行为二维空间模型并不具备和原有模型一样好的拟合优度，其应力值为0.190 1，说明模型结构并不是非常稳定。不过，从实际的输出结果来看，变量替代后的中国证券监管者非理性行为空间关联图与替代之前的关联图具有很高的相似性，依然是类似马蹄的图形。首先，回忆陷阱、合取谬误和锚定效应的分布依然较为集中，过度自信和证实性偏差之间虽存在一定距离，但依旧与回忆陷阱、合取谬误和锚定效应共同组成了紧密联系的非理性行为集群。其次，损失厌恶、后悔厌恶、负面框架效应、处置效应和赌徒谬论5种非理性行为依然共同构成了一个非理性行为集群，其紧密性也不如另一个非理性行为集群。再次，作为确定性效应的替代变量，正面框架效应依然连接了两个不同的非理性行为集群，但与回忆陷阱、合取谬误、锚定效应、过度自信和证实性偏差所构成集群的联系更为紧密。最后，心理账户在距离上依然远离于其他非理性行为。基于此，有理由相信本书基于12种非理性行为所得出的关于中国证券监管者非理性行为整体关联特征的结论具有一定的内在稳定性，当对部分非理性行为变量进行相似性替换后，数据分析结果并不会出现显著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