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dit（2006）的研究曾指出，人们的行为受到趋近系统和逃避系统的控制，前者让人想接近和控制特定事物，后者则让人想避开特定事物，这两个系统随时处于待命的状态，不断监视着周围的环境并决定接下来的行为。结合本章的研究结果可以发现，中国证券监管者在决策中也同样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两个系统的控制，从而表现出截然不同的两种非理性行为模式。其中，趋近系统会促使中国证券监管者依靠经验和习惯来进行决策以对情境进行控制，并进而导致了诸如合取谬误、易得启发式偏差这样的非理性行为；逃避系统则会促使中国证券监管者依靠感觉和情绪来进行决策以对情境进行摆脱，并进而导致了诸如后悔厌恶、损失厌恶这样的非理性行为。依据行为心理学中“刺激—反应—行为”的分析原理可以进一步发现，与趋近式非理性行为模式相关的多为人们熟悉和了解的决策情境，此类决策情境对于个体认知的刺激通常是积极和温和的，因此，个体的思考和反应也通常是启发式的，无须付出太多的认知努力便可进行决策，但由于无意识遗漏真实情境的细节而最终导致非理性行为。相比之下，与逃避式非理性行为模式相关的则多为人们陌生和不了解的决策情境，此类决策情境对于个体认知的刺激通常是消极和强烈的，因此，个体的思考和反应通常是精细式的，需要付出更多的认知努力来进行决策，但由于有意识篡改了情境的真实特征而最终导致非理性行为。

趋近式非理性行为模式与逃避式非理性行为模式的存在表明中国证券监管者在应对和处理不同类型市场问题时会有截然不同的表现。一方面，在面对日常性的市场问题时，监管者更愿意凭借经验和习惯进行判断和决策，例如，监管者常通过控制企业IPO数量来干预和刺激市场，股市行情不好时减少或停止企业IPO，股市向好时则增加或放开企业IPO，这显然是源于监管者过去所形成的经验法则。事实上，对于市场的关注应当是顺应市场的发展规律，而随意地控制企业IPO进程并不会有利于市场供给和需求的平衡，反而容易造成市场的暴涨暴跌（刘迎，2013）。因此，依据启发式经验法则来判断市场常常会使监管者对现实问题认识不清，从而导致对市场管得过多、管得太严、管得太频繁但又管得不好。另一方面，当所制定和实施的监管措施没有达到预期而可能导致不好的结果时，监管者往往倾向借助监管手段尽量拖延不好结果的出现。(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