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收集的研究数据，本章采用φ相关系数来对不同非理性行为之间的相关性进行衡量。φ相关系数是统计两个非参数变量之间相关性的指标，适合变量均为二分变量的情况。在本章的研究中，对于五个非理性行为变量的测量均符合0−1二项分布，因而符合φ相关分析的条件。此外，为确定合取谬误、过度自信、确定性效应、反射效应和后悔厌恶之间的相关关系是否显著，本章将通过卡方检验来比较不同变量之间的独立性。基于上述数据处理思路，运用SPSS19.0首先对大样本的数据（N=1975）进行分析，所得出的五个非理性行为之间的φ相关系数以及卡方检验结果如表5−2所示。

表5−2　基于一般人群非理性行为的相关性检验结果（N=1975）

由表5−2的一般人群数据结果可以发现：（1）不同非理性行为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但相关性普遍较弱，本章认为这一结果具备一定的合理性。一方面，以往研究对于不同非理性行为的解释有很多，按照研究的划分和选择，合取谬误、过度自信、确定性效应、反射效应和后悔厌恶五个非理性行为又分别与启发式思考理论、过度自信理论、前景理论和后悔理论相关，因此在定义和解释上存在一定的边界，这也导致了这五个非理性行为之间不会具有太高的相关关系。另一方面，本章收集的大样本数据包含了具有不同人口特征的群体，而不同人群在非理性行为的表现上也势必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综合后会进一步降低非理性行为之间的相关关系。总之，较低的相关关系表明人们在合取谬误、过度自信、确定性效应、反射效应和后悔厌恶五个非理性行为上的表现具备一定的独立性。（2）虽然相关关系较低，但卡方检验结果却表明大部分非理性行为之间的相关性十分显著，说明非理性行为并不完全是相互独立的。例如，合取谬误与确定性效应、过度自信之间就存在极其显著的弱相关性，其显著性水平P分别为0.001和0.002，远低于0.01的显著检验标准，说明三者之间的相关关系是不能被忽略的。此外，确定性效应与过度自信、确定性效应与反射效应、过度自信与反射效应、后悔厌恶与反射效应都被证明所存在的弱相关性是显著且不能被忽略的，这表明人们在不同非理性行为方面的表现是存在规律的。进一步的观察也可以发现这一规律并不仅限于两两非理性行为之间，例如，合取谬误、确定性效应和过度自信三个非理性行为互相之间都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并构成了几何上的三角关系，这也意味着其背后的心理认知规律是稳定的。

为形象展现这五种非理性行为之间的关联关系，本章对相关检验结果进行了处理并用关联图将合取谬误、过度自信、确定性效应、反射效应和后悔厌恶五个非理性行为之间的关系予以整体呈现。具体处理的过程包括三步：首先，将合取谬误、过度自信、确定性效应、反射效应和后悔厌恶五个非理性行为视为平面几何上的五个点。其次，将相关关系的大小值作为描绘点与点之间距离的依据。由于在相关分析结果中，相关系数越高意味变量之间关系越紧密，因此用相关系数的倒数作为几何图形中点与点之间的距离。最后，通过点与点之间的距离依次绘出不同点的位置。以上处理步骤通过绘图软件GeoGebra完成，最终结果如图5−2所示。

图5−2　基于相关系数结果的一般人群非理性行为局部关联图

注：图中变量的位置根据相关系数结果进行确定和绘制，变量之间如果不相互独立，则用线段连接。下同。

由图5−2可以看出，合取谬误、过度自信、确定性效应、反射效应和后悔厌恶五种非理性行为之间关联性的组合存在三个明显的特征：(www.daowen.com)

第一，确定性效应、过度自信和合取谬误共同构成了集群A，并且之间的关联距离也都很短，说明这三个非理性行为是相互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由上文的文献回顾可以知道，合取谬误的特征是以“以偏概全”的方式对信息进行判断，过度自信的特征是认为自己所掌握的信息要远好于实际情况而忽略自我知识的限制，确定性效应的特征是加大对被认为是确定性结果的选择权重。在以往研究中，也有研究者探讨过这三个非理性行为之间的两两关系，例如，Heller（2010）的研究就认为，在委托—代理模型中，委托人由于风险厌恶而倾向雇佣过度自信的代理人，因为过度自信满足了包括确定性效应在内的实验典型事实。此外，Brandstatter、Gigerenzer和Hetwig（2006）的研究指出，以往研究者为解释期望效用理论的缺陷而构造了一个从推理到偏好的快速和节俭的启发式的框架，因此，作者用占优启发式来验证其是否可以预测并解释阿莱悖论、确定性效应、损失厌恶等一系列非理性行为的发生，并进而总结出人们是由于启发式思考而导致了决策制定中缺乏权衡，而这也是损失厌恶、确定性效应产生的原因。Blanton等（2001）的研究认为，人们难以从启发式判断中区别出理性推断进而导致过度自信，而过度自信减少了认知上的不一致。结合上述研究和本书的研究结果可以发现，确定性效应、过度自信和合取谬误之间有一定的共同特征。一方面，这三个非理性行为共同体现了人们对于确定性状态的追求。由上文的文献回顾可知，合取谬误和过度自信都是力图简化认知过程以降低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同时，确定性效应也意为人们倾向于在收益状态下立即实现收益以规避风险。显然，对于确定性的寻求都是这三个非理性行为的共同点。另一方面，产生这三个非理性行为的情境都是行为主体常见和熟悉的情境。由上文的文献回顾知道，人们在面对类似和熟悉情境时的判断是快速而节俭的，尤其是面对一些常见情境的决策，行为主体对于自身的经验、习惯、信念等通常具备很强的依赖性。例如，在狼来了的故事中，当放牛娃多次以“狼来了”来取闹农夫后，农夫就会形成“狼没来”的常态化认知，所以当狼真正来的时候也不会采取行动。分析后也可以发现，合取谬误、确定性效应、过度自信都与人们熟悉的常态情境下的决策相关。

除了上述共同特征，合取谬误、确定性效应、过度自信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区别。一方面，这三种非理性行为虽然是对确定性状态的追求，但追求的方式存在不同。其中，确定性效应是规避风险，合取谬误和过度自信则是简化情境。另一方面，合取谬误与行为主体在长期社会生活中所形成的经验有关，而这些经验影响通常是潜在的和内隐的，行为主体不需要付出过多有意识的努力。确定性效应也具备与合取谬误类似的特征，因为收益所带来的积极情绪会促使行为主体以启发式的方式处理信息（Clore、Wyer和Dienes，2001）。与合取谬误和确定性效应相比，过度自信与行为主体的信念依赖有关，而信念依赖的影响并不完全是内隐的，因为行为主体经常需要为维护自己的信念而付出有意识的努力。

第二，确定性效应、过度自信和反射效应共同构成了集群B，但反射效应与其他两个非理性行为之间的关联距离要较长，说明这三个非理性行为虽然具有一定的关联，但关联的紧密程度远不如集群A。Resumo（2010）曾对过度自信、确定性效应和损失厌恶之间的关系进行过探讨。他向201名克鲁塞罗当地市民发放调查问卷，分析回收的问卷后发现，在收益情况下，过度自信更容易出现并显著受到确定性效应的影响；但在损失情况下，过度自信的出现则未受到太大的影响，受损失厌恶的影响也不如确定性效应显著。本节的研究也支持了这一结论，说明确定性效应、过度自信和反射效应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共同特征。实际上，相比于集群A，集群B的主要特征在于缺少了合取谬误而增加了反射效应，而合取谬误和反射效应的区别就在于认知敏感性的不同。由上文的回顾可知，人们在合取谬误下的认知是便捷而节俭的，不需要花费太多的有意识努力，也不会引起认知上的不适感。但相比之下，人们对于损失却是十分敏感的，因为损失的痛苦要比相同收益所带来的愉悦感高两倍，而这也引起了人们认知上强烈的不适感。进一步而言，对于损失的敏感源于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形成的特殊认知机制，即力图对那些危及生存的非常态因素保持警觉，因此，这也就使反射效应下的认知明显区别于合取谬误下的认知。此外，集群B的另一个特征是同样包含了确定性效应和过度自信，但显然，在集群B中，确定性效应和过度自信所体现的共同特征与在集群A中是有一定区别的。在前景理论中，确定性效应和反射效应被认为分别代表了个体在收益状态和损失状态下的行为特征，并且这两种行为特征如同镜面反射一般明显不同，其中，确定性效应表现为收益状态下的风险规避，反射效应则表现为损失状态下的风险寻求。因此，损益状态下决策行为的不同也构成了前景理论的基础。然而，由集群B可以发现，损失和收益下的行为特征并不是完全不同的，其中也存在着一定的共性。一方面，在确定性效应中，人们对于确定收益的偏爱是与对潜在损失的厌恶相关的。在Kahneman和Tversky（1979）的实验中，被试者所面临的风险选项中包括50%的概率一无所获，这相对于确定收益是明显的损失，而损失厌恶告诉我们，人们对这一潜在损失也是敏感的，因此倾向选择确定收益选项。另一方面，在反射效应中，人们对于损失的厌恶和对潜在收益的偏爱也是相关的。同样，在Kahneman和Tversky（1979）的实验中，被试者所面临的风险选项中包括了20%的概率一无所失，这相对于确定损失是明显的收益，再加上损失的敏感性，人们就会倾向选择“赌一把”，至少能确定不会立刻遭受损失。因此，损失状态下的风险寻求也包含了人们主动应对外在复杂环境的努力，只是这一努力是以忍受外在环境的不确定性为代价的，并且需要依赖信念的协助以降低认知的不适感。

第三，反射效应和后悔厌恶构成了联系C，并在距离上远离其他三个非理性行为，说明二者之间的共同特征明显区别于其他非理性行为。由上文的文献回顾可知，损失与后悔都会导致行为主体情绪上的变化，并进而影响行为主体的决策。因此，从概念和含义上来看，损失与后悔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也是十分明显的。一方面，损失厌恶和后悔厌恶都与非常态情境下的决策行为相关。由上文的文献回顾已经知道，人们对于损失是更敏感的，因为相比损失，收益是更符合认知常态的状态。同样，后悔也是人们为替代现实的可用性所引发的反事实情绪（Kahneman，2011），说明人们在后悔下的认知和行为通常和自己所熟悉的情境状态时不一样。另一方面，损失和后悔引起的情绪都是消极的。其中，损失引起的情绪多为失望、沮丧之类的消极情绪，而后悔也是关于决策本可以有更好结果的一种消极情绪。不过，相比损失带来的消极情绪，后悔情绪的消极性并不强，Saffrey、Summerville和Roese（2008）的研究就指出，人们对后悔情绪的评价要比对其他12种消极情绪的评价更积极，认为后悔会带来一些积极的结果，比如让过去的经历变得更有意义、促进了正确的行为、促进了回避行为、洞察自我和保持社会和谐等。在以往研究中，研究者普遍认为消极情绪和积极情绪会导致不同的信息加工方式，其中，积极情绪与启发式的加工方式相关，而消极情绪则与精细式的加工方式相关（Clore、Wyer和Dienes，2001）。因此，在损失状态下，行为主体由于消极情绪的影响而更可能有意识地采取一些行为进行应对，但在后悔状态下，行为主体的有意识程度可能并不如损失状态下那么明显。

上述基于合取谬误、确定性效应、过度自信、反射效应和后悔厌恶五种非理性行为之间相关性的分析和讨论表明，不同非理性因素对于行为主体的影响确实不是完全独立的，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为了进一步挖掘非理性行为的规律性特征，将尝试采用层次聚类（Hierarchical Clustering）的方法继续进行研究。层次聚类是对给定的数据进行层次分解，直到满足某种条件为止的数据分析方法，力图发现不同变量的类别特征。本章所要采用的是凝聚的层次聚类，按照不同非理性行为之间的相关系数进行层次凝聚，直到所有的变量都在一个簇中，最终形成的系统树图如图5−3所示。

图5−3　五种非理性行为的系统树图（一般人群）

由图5−3可以看出，合取谬误、过度自信、确定性效应、反射效应和后悔厌恶可以被分为大的两类。第一类包括反射效应和后悔厌恶，说明这两种非理性行为具有更高的相似性特征。结合上文的局部关联性分析可以发现，这一类非理性行为的共性在于所涉及的决策情境对于行为主体的认知来说都是低常态的。第二类包括合取谬误、确定性效应和过度自信三种非理性行为，说明这三种非理性行为之间也具有很高的相似性特征。同样结合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一类非理性行为的共性在于所涉及的决策情境对于行为主体来说都是高常态的。如果继续对这五种非理性行为进行细分，可以得出三类结果，其中，反射效应和后悔厌恶构成了一类非理性行为，合取谬误和确定性效应构成了一类非理性行为，过度自信则单独构成了一类非理性行为。结合前文的分析可以知道，反射效应和后悔厌恶都是主体在消极情绪影响下的非理性行为，合取谬误和确定性效应与行为主体的启发式思考直接相关，过度自信则与行为主体的信念依赖有关。进一步而言，行为主体在启发式思考下的认知通常具有很高的内隐性，不需要付出更多的有意识努力，但在消极情绪、信念影响下的认知内隐性并不高，行为主体需要有意识地去应对这些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