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往研究中，非理性行为关联性的研究主要通过统计学中的相关分析来计算和得出两两非理性行为之间的相关性，所以，如果将“非理性”视为一个整体概念，此类研究的范畴就属于非理性内容的局部相关性讨论。基于此，为了和以往的研究形成参照，本章将继续采用心理问卷调查的方法来观察中国证券监管者在不同非理性行为上的表现，使用相关分析的方法来研究中国证券监管者非理性行为之间的两两相关关系，并对多个非理性行为之间的局部关联性进行讨论，具体的研究流程图如图5−1所示。

图5−1　非理性行为局部关联性的研究流程图

在具体的研究设计中，由于研究非理性行为的局部关联性，本章只选取部分典型的非理性行为作为变量，主要原因包括两点。第一，本章研究的目的是对中国证券监管者非理性行为模式进行探索性分析，因此，对于非理性行为背后规律的发掘才是本章研究的重点。由上文的分析中已经知道，非理性是一个复杂而丰富的概念，在实际研究中受非理性因素影响的行为更是多达几十种，如果只是以相关显著性的方式将所有这些内容联系在一起只会产生大量碎片化的结论，并不利于发现深层次的规律。第二，非理性行为的局部关联性与整体关联性存在辩证统一的关系。理论上，整体是由局部构成，但并不是单纯地叠加，而是以一定的结构形式互相联系。因此，如果以局部的研究方法来探索整体特征，就要求所选取的研究变量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而非简单地选取更多的变量。基于上述考虑，本章的研究最终选取合取谬误、过度自信、确定性效应、反射效应和后悔厌恶作为研究变量并探讨它们之间的相关关系及显著性。因为这五个非理性行为分别代表了启发式思考、信念依赖、损失、收益和后悔对行为主体的决策影响，对发现不同非理性行为背后的规律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在问卷设计上，本章将继续采用描述性的研究范式，参考以往关于合取谬误、过度自信、确定性效应、反射效应和后悔厌恶研究的经典实验设计并将其改编为心理调查问卷，通过观察和分析中国证券监管者在不同非理性行为上表现的相关关系来推测背后的心理认知规律。为使被调查者准确理解问卷题目并真实作答，问卷的语言设计简单无偏，提示语中告知被调查者所有问题均无标准答案，只需根据自己真实想法作答即可。此外，为筛选出有效的数据样本，问卷中设置了一道干扰题以检验被调查者是否诚实作答：“在下列两种情况中，您会怎么选择？A.两只股票，一只亏400元，一只赚50元；B.两只股票，一只亏50元，一只赚400元”，在此问题中并不存在任何认知陷阱，如果有被调查者选择选项A，说明该被调查者并未认真作答。为了检验由实验情境所形成量表的信度，本书对其中一些非理性行为变量选取多个情境题目以测验同质性信度。例如，针对确定性效应的测量，问卷就包含三个不同的题目：如果你面临以下选择，你会选择哪一个？（1）肯定会获得240元；（2）25%的概率获得1 000元，75%的概率什么也得不到。如果你面临以下选择，你会选择哪一个？（1）有33%的概率得到2 500元，有66%的概率得到2 400元，有1%的概率什么也得不到；（2）确定能得到2 400元。如果你面临以下选择，你会选择哪一个？（1）有80%的概率得到4 000元；（2）100%的概率能得到3 000元。测量结果显示克伦巴赫Alpha系数为0.653，说明上述题目对于确定性效应的测量具有较高的信度。同样，针对反射效应、后悔厌恶和过度自信测量的克伦巴赫Alpha系数均大于0.5，说明此次研究所设计的问卷量表具备较好的信度。(www.daowen.com)

在问卷发放对象的选择上，除了以中国证券监管者为主要的研究对象，本章的研究还将试图搜集包含不同性别、年龄、收入、学历、职业等特征的大样本人群数据以得出合取谬误、过度自信、确定性效应、反射效应和后悔厌恶五个非理性行为之间相关性的一般性结论，并且分析和挖掘背后的心理认知规律。随后，通过分析得到的中国证券监管者的数据结果来验证是否具有与大样本人群相似的心理认知规律，并根据比较的结果进一步得出本章的研究结论。具体而言，本章的研究除了发放并回收了118份中国证券监管者的有效问卷之外，还在2011—2016年期间向各类不同特征人群发放超过2 500份问卷，共回收1 975份有效问卷，其中包括来自本科生的问卷367份、来自研究生的问卷472份、来自企业基层员工的问卷474份、来自企业中层以上管理者的问卷472份以及来自政府公务员的问卷190份。中国证券监管者的基本情况统计如表4−1所示，一般人群的基本情况统计如表5−1所示，对于样本中数据缺失的处理，本章以均值插补的方式予以替代。

表5−1　一般人群的基本情况统计

由表5−1的数据统计结果可以看出，调查样本覆盖范围较广，包含各个身份特征、年龄段、学历层次的人群。因此采用此数据进行研究，符合研究要求，可以得到准确的研究结果，具有代表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