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悔意味着或多或少的痛苦感知，以及对不幸、损失、错误等事件所感受到的情绪状态（Landman，1993）。后悔产生于个体对于不同选项之间的比较，当个体意识到选择不同选项可能会带来更好的结果时，后悔感就会产生（Bell，1982；Loomes和Sugden，1982）。在以往研究中，后悔被认为是基于认知判断而诱发的一种高级社会情绪（徐晓坤、周晓林，2005），因此，类似信念、知觉、经验这样的认知因素都会对后悔产生影响。例如，Gilovich等（1994）的研究就发现，当要求被试者回忆所经历的后悔事情时，大多数人描述的后悔事件都是可控的，强调了自己对不好结果所负有的责任。Connolly和Zeelenberg（2002）提出的决策合理性理论更是指出后悔源于个体对于决策过程和结果的评价，其中，当个体认为决策过程越合理，则后悔程度越低。随着认知神经科学的兴起，后悔的认知基础也被进一步揭示。例如，Camille等（2004）的研究发现，眶额皮层损伤的病人在没有后悔情绪时能够对结果的输赢进行正常编码，但在后悔情绪产生后则出现了障碍。Coricelli等（2005）进一步验证了这一结论，发现后悔情绪的体验与腹内侧眶额皮层、扣带回皮层前部以及海马前部的活动密切相关，而上述神经的活动可能调节了认知的冲突以缓解负性情绪，从而引起了后悔情绪，这也表明后悔可能是人们面对不利结果时缓解失控感的认知产物。基于对后悔心理基础的论述可以发现，后悔作为人类的一种高级认知情绪确实有助于以更加谨慎和细致的方式来进行决策，但同时，后悔也会导致非理性行为的发生，后悔厌恶就是其中的典型表现。后悔厌恶意为个体在面对后悔时是内在厌恶的，常倾向于规避后悔情绪，即使这种规避行为会牺牲一些实际的客观收益（Zeelenberg，1999；Connolly和Butler，2006）。Savage（1954）在经济学的研究中提出，个体在经济决策中遵循的是“最大最小化后悔”原则而非预期效用最大化的原则。在证券市场投资中，投资者为了避免后悔也常做出一系列非理性行为，如为了等待一些信息而推迟决策，即使这些信息对于决策并不重要。此外，后悔也会导致从众效应的发生，投资者为了减小后悔而更可能选择随大流。(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