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景理论的研究认为人们在面对损失和收益时的认知是不同的，其中，在损失状态下是风险寻求的，而在收益状态下则是风险规避的，并且，人们对于损失要比同等数额的收益更敏感。心理问卷调查的结果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无论是中国证券监管者还是证券市场投资者在面对损失和收益的不同状态时都容易出现非理性行为，尤其是在面对损失时，风险寻求心理尤其明显。同时，本节的研究也发现，三类人群在损益状态下的理性认知水平存在显著差异，主要表现为在损失状态下，中国证券监管者的决策理性水平要显著高于散户投资者，但与机构投资者相比却无显著差异。

上述研究发现表明，中国证券监管者在面对损失和收益时的决策也难以避免出现非理性行为，虽然理性程度要高于散户投资者，但这主要是由于散户投资者本身就是高度非理性的，缺少关于证券投资和风险评估的专业知识，并且对损益也极为敏感。相比之下，中国证券监管者不仅在专业知识、信息获取上有着明显的优势，并且也不参与市场交易，理应对损益的敏感性要更低。但事实上，依旧有超过70%的人在损失状态下出现了非理性行为，超过50%的人在收益状态下出现了非理性行为，理性程度也并没有显著好于机构投资者。上述分析也进一步表明损益状态对于监管者监管行为的影响可能是非常大的，结合以往文献以及第3章的研究成果，中国证券监管者在损失状况下的监管决策更可能出现选择式监管、失时式监管和非协调式监管，而在收益状况下更可能出现过度监管。一直以来，中国证券监管者需要处理和应对大量的市场问题，而市场问题的解决效果则直接关系到监管者自身的声誉和职位晋升。因此，为了规避潜在的职位和声誉损失，证券监管者在日常监管活动中常会墨守成规，对于已有的监管政策和法规有着极强的依赖性，倾向以现有标准为依托对市场进行过度监管以追求确定性的监管结果，并且确保不会犯严重的监管错误。但同时，在面对新的市场问题时，由于缺少相关的决策标准，证券监管者为了规避监管带来的潜在损失，又会倾向对这些问题进行滞后处理，直到问题日益严重，导致市场风险或损失扩大才不得不做出反应。例如在2015年的牛市中，证券监管者在面对互联网金融、场外配资等这些新的金融创新现象时，由于担心监管会招致市场非议而未及时做出反应，直到市场演化为“疯牛”，风险大规模暴露时才进行监管，而这也间接加速了市场的崩溃，危害了市场的稳定。此外，当监管不理想而造成市场损失的时候，证券监管者由于损失厌恶又会积极地寻求规避损失和逃避责任的方法，并且当涉及监管者个人利益损失时，其决策行为更可能出现偏差。例如，2015年，证券监管者在面对“去杠杆”带来的市场暴跌时，为了抑制监管措施带来的损失，又开始组织券商救市。显然，一边去杠杆，一边又限制做空的监管措施在逻辑上是相互冲突的，这也导致了广大投资者的利益没有得到有效保障。(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