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研究设计

本节的研究目的在于探讨中国证券监管者在决策判断中是否会受到信念的影响而出现行为偏差，而这方面的理性水平又是否显著有别于证券市场投资者。在实际研究中，由于信念是一种深层次心理特征，较难得到直接和准确的测量，因此，本节的研究将延续4.1的研究设计，参考Svenson（1981）、Wason（1972）、Fischhoff（1975）在研究过度自信、证实性偏差和后见之明时所用到的经典实验情境，采用心理问卷调查的方式来观察中国证券监管者和证券市场投资者在不同行为偏差上的表现，通过量化的计算方法对研究对象在信念影响下的决策理性水平进行评分，再通过不同人群之间评分结果的比较来得出研究结论。在具体研究测量中，使用量表对后见之明偏差进行测量，量表共包含7个等级（1～7），其中1代表后见之明的程度很低，7代表后见之明的程度很高，而“证实性偏差”和“过度自信”的测量结果则分别符合0−1二项分布和0−0.5−1三点分布。

本节的研究对象依旧以中国证券监管者和中国证券市场投资者为主，所选取样本为4.1的研究样本，问卷的测量内容如表4−6所示。

表4−6　测量信念依赖偏差的情景问题

2.实证结果

依据前述的研究设计和数据处理思路，首先对中国证券监管者和投资者的决策理性水平加以量化分析和表达，数据结果如表4−7所示。

表4−7　三类被调查人群在三种信念偏差上的表现

注：括号中为标准差，表示各指标的离散程度，下同。(www.daowen.com)

表4−7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表明三类被调查人群在后见之明、过度自信和证实性偏差上的表现存在明显不同。其中，中国证券监管者的表现要更好于中国证券市场上的散户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例如，在被调查的样本中，只有55%的中国证券监管者在实验情境中认为自己的能力要高于其他人，而这一比例在散户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中分别高达84%和76%。相同现象也出现在后见之明和证实性偏差的情境决策中，受影响的中国证券监管者人群比例都要低于散户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比例，这说明中国证券监管者在决策中会更不容易出现后见之明、过度自信和证实性偏差。在将三这类行为偏差进行量化合并后发现，中国证券监管者在信念影响下的决策理性水平（MSR=48.75，SDSR=22.66）要明显高于散户投资者（MRI=67.97，SDRI=21.78）和机构投资者（MII=62.43，SDII=23.15）的决策理性水平，为了验证差异的显著性，将继续引入差异检验的方法予以分析，结果如表4−8和表4−9所示。

表4−8　中国证券监管者和散户投资者在不同信念偏差表现上的差异检验

注：***代表P＜0.001，**代表P＜0.01，*代表P＜0.05，+代表边缘显著，下同。

从表4−8中可以看出，除了在后见之明情境中，中国证券监管者与散户投资者的表现并无显著差异外（P=0.427＞0.1），两类人群在过度自信和证实性偏差上的表现有着极其显著的差异，显著性系数P都小于0.001，说明中国证券监管者在情境决策中有着显著更低的过度自信和证实性偏差倾向。综合中国证券监管者和散户投资者在这三类非理性行为上的表现可以发现，两类人群在信念影响下的决策理性水平也存在极其显著的差异，其中，中国证券监管者的决策理性水平要显著高于散户投资者（P＜0.001），说明信念因素对于中国证券监管者的决策行为影响更为有限。

表4−9　中国证券监管者和机构投资者在不同信念偏差表现上的差异检验

续表

从表4−9中可以看出，除了在证实性偏差的决策情境中，中国证券监管者与机构投资者的表现并无显著差异外（P=0.217＞0.1），两类人群在后见之明和过度自信上的表现有着极其显著的差异，显著性系数P都小于0.001，说明中国证券监管者在决策中有着显著更低的后见之明和过度自信倾向。综合中国证券监管者和机构投资者在这三种非理性行为上的表现可以发现，两类人群在信念影响下的决策理性水平也存在极其显著的差异，其中，中国证券监管者的决策理性水平要显著高于机构投资者（P＜0.001）水平，说明信念因素对于中国证券监管者的决策行为影响更为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