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念就是“以目的、动机的形式贯穿于人类活动中，并与情感、意志相结合，形成一种稳固的支配人类行动的心理倾向”（姜树广和韦倩，2013）。在认知的研究中，个体认知被认为是自我意识的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帮助个体将自己从客观世界中区分出来，对周围事物及各种关系产生意识，并进而对个体的活动和行为产生影响。现实中，个体所处的环境总是在不断地变化，这种变化给个体带来了极大的不安、不适感。因此，个体会以认知的方式将其进行总结并形成自我意识。一旦自我意识形成后，个体便不会轻易地放弃和破坏已形成的意识以将自己重新置于不安和不适中，而这种维护自我意识一致性和连贯性的强烈愿望就是信念的心理基础。在经济决策中，信念对于行为主体的决策有着重要的影响，例如，Akerlof和Dickens（1982）认为个体通常会在决策中选择信念化选项以最小化坏结果所带来的恐惧；Brunnermeier和Parker（2005）也指出投资者会在信念的支持下过高估计投资的回报而做出非理性的决策；Graham等（2005）的研究指出过度交易与自我能力评估高度相关，投资者对自我能力的评估值越高，交易频率也就越高。在证券监管研究中，信念的影响主要体现为证券监管者对于证券市场的过度监管（Plous，2004），也体现在对新问题、新信息的监管反应不足（郝旭光，2013）。简言之，信念在帮助个体提高了应对复杂和不确定性问题的能力的同时，也可能导致一系列非理性行为的产生，其中就包括过度自信、证实性偏差和后见之明偏差。

1.过度自信

过度自信是个体倾向于低估自身知识的缺乏并且认为自己所知道的要远高于实际情况的特征，所带来的结果就是无意中为自己所拥有的知识和信息的准确性赋予过高的权重，并且进而了导致较低的决策质量（Baron和Markman，2000）。过度自信广泛存在于个体的日常决策中，Svenson（1981）的研究发现，当让个体评估自己的开车水平时，绝大多数被试都认为自己的开车水平要高于平均水平，而这显然是过度自信的结果。Alpert和Raiffa（1982）就直接指出人们所认为一定会发生的事情实际上只有80%的发生概率，而认为一定不会发生的事情则有约20%的发生概率。在进一步的研究中，Moore和Healy（2008）区分了三种不同类型的过度自信，即过高评估、过高定位和过度精准，认为过度自信并不能带来决策质量的明显改进。Klayman（1995）的研究认为过度自信的产生是由于行为主体在决策时经常先主观地决定一个估计点，然后依照这个估计点来寻求支持结果的证据，并且总是以所谓的“事实”来说明当初的点估计是一个很好的猜测，而最初的回答所获得的支持就往往高于客观上应该获得的支持。因此，过度自信实际上源于行为主体对于事物的信念判断，通过信念强调了对自己所持有观点和意见的保护，这也是为什么有着更丰富经验、专业知识的人在面对相同决策问题时比缺乏经验、知识的人表现出更显著的过度自信倾向（Heath和Tversky，1991；Ben-David等，2007）。

2.证实性偏差(www.daowen.com)

Wason（1972）在选择任务实验中第一次发现个体在决策中存在证实性偏差（Confirmation Bias）这一倾向。证实性偏差即人们有意或无意地寻找支持自己看法的信息和解释，忽略不支持自己观点的信息和解释，甚至不惜花费更多的时间和资源贬低与他们自我信念不一致的观点。证实性偏差也源于行为主体的信念。一方面，行为主体在对事物进行判断时倾向从主观出发，表现为较强的信念坚持，因为和其他观点相比，由自我信念所支撑的观点更容易被个体察觉和发现（Matlin和Stang，1978；Jeremyko和Hansch，2008）；另一方面，处理反面证据要比处理正面证据花费个体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并且这一过程会为个体带来较强的负面感受（Nickerson，1998）。

3.后见之明偏差

后见之明偏差（Hindsight Bias）首先由Fischhoff（1975）提出，即每当一个事情发生后，人们总能找到若干理由以证明事件结果发生的必然性，即使这些理由与事前的判断不一致。为证明这一非理性行为的存在，Fischhoff（1975）让被试者对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出访北京和莫斯科前和出访后两个情境下可能的结果进行判断，发现后见条件下的被试者较先见条件下的被试者对实际出现结果的评定更有把握。后见之明与行为主体的信念有着明显的联系。一方面，个体在结果出现前，很大程度上对问题的答案是不确定的，通常是一种基于信念的猜测或者推测，与他人观点不同，这些猜测或推测的信息更容易在结果出现后被再次唤起和获得。另一方面，结果出现后，既成事实便具有更高的合理性，因此个体在对之前判断进行回忆时不能很好地推理与回忆和当前结果事实不同的观点，加之自我意识的加工，促使个体更加相信过去判断的正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