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金融的研究已经表明，证券市场上的投资者并不像传统金融理论所期望的那样具有足够的理性去做出决策，即便是有着丰富经验的投资者在面临决策时也会受到直觉、情感、情绪等心理因素的支配，正如巴菲特（Warren Buffett）所说：“别人恐惧时我贪婪，别人贪婪时我恐惧。”如果证券投资者都是理性的，贪婪和恐惧显然没有生存的土壤。因此，证券监管者要正确认识投资者的理性水平，并且在一些情况下，证券监管者有必要帮助投资者正确认识和纠正非理性错误，这也对证券监管者的理性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关于证券监管者在监管中是不是理性这一问题，目前并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部分研究金融监管的行为金融学家认为“监管者并不比市场更聪明和冷静”（Jolls，2006），“不能先入为主地认为可以通过监管者的理性矫正市场，因为监管者本身也可能是非理性的”（赵静梅和吴风云，2008）。为此，本章将引入行为金融学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来重点探讨中国证券监管者在决策判断中是否会受到非理性因素的影响，如果受影响，其非理性程度处于什么样的水平，是比市场投资者更高，还是更低。

通过第1章的文献回顾可以知道，目前行为金融学的研究提出并发展的前景理论、后悔理论、过度自信理论和启发式思考理论四个重要理论，为理解个体的不同非理性行为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因此，本章的研究也将以这四个理论的核心假设作为基点，目的在于解决以下两个问题：中国证券监管者在决策判断中是否会受到非理性因素的影响？如果受影响，其非理性程度处于什么样的水平？(www.daowen.com)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章采取行为金融研究所惯用的描述性研究范式，观察中国证券监管者在不同决策情境上的表现，通过与其他不同市场投资者表现的比较以描述证券监管者的决策理性水平，因此情境实验法将是本章以及后续章节研究中使用的主要数据获取方法。在问卷设计中，对于不同非理性行为的测量全部来源于已有文献的经典实验情境，为了检验由实验情境所形成量表的信度，我们对其中一些非理性行为变量选取多个情境题目以测验同质性信度。例如，针对确定性效应的测量，问卷就包含三个不同的题目：如果你面临以下选择，你会选择哪一个：（1）肯定会获得240元，（2）25%的概率获得1 000元，75%的概率一无所得；如果你面临以下选择，你会选择哪一个：（1）有33%的概率得到2 500元，有66%的概率得到2 400元，有1%的概率一无所得，（2）确定能得到2 400元。如果你面临以下选择，你会选择哪一个：（1）有80%的概率得到4 000元，（2）100%的概率能得到3 000元”。而测量结果显示克伦巴赫alpha系数为0.653，说明上述题目对于确定性效应的测量具有较高的信度。同样，针对反射效应、后悔厌恶和过度自信等变量的克伦巴赫alpha系数均大于0.6，说明此次研究所设计的问卷量表具备较高的信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