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主要以半结构化访谈（Unstandardized Interview）的方式获取一手研究资料。半结构化访谈是指按照一个粗线条式的访谈提纲而进行的访谈，不同于结构化访谈和非结构化访谈，半结构化访谈在内容和形式上具有一定的弹性和自由度，访谈者与访谈对象会对某一范围内的话题按照事先的访谈提纲进行交谈，访谈者可以根据访谈时的实际情况对提问的方式和顺序等进行灵活的调整。之所以采用半结构化的访谈形式，原因在于以往研究尚未清晰定义中国证券市场监管行为特征所包含的具体内容，而半结构化访谈的形式可以帮助我们获取更多客观的事实材料以对此问题进行深入理解和探讨。

基于此，在具体访谈的设计中，笔者首先通过小规模座谈会的形式收集和整理了业内专家关于访谈提纲的观点和建议，初步形成了一份包含15道题目的访谈大纲。为进一步检查访谈题目的有效性和访谈过程的严谨性，笔者预访谈了2名长期从事证券市场投资研究的学者以及3名有着10年以上证券投资经历的基金经理，根据访谈的过程、结果以及受访者的事后意见反馈，修改后选取了6道题目形成最终的访谈大纲。简言之，最终形成的访谈大纲并不直接询问受访对象对于“中国证券市场的监管行为特征是什么”这一问题的认识，而是鼓励受访者结合自身经历和体验不断地给出观点和看法，并且在访谈过程中还会根据受访者的回答不断调整问题的顺序和询问方式。

在受访者的选择方面，本书以机构投资者、散户投资者和专家为主。之所以没有选择监管者作为直接的受访对象，原因包括两点：一方面，由于选择性知觉的作用，监管者通常不会主动将监管失效与自身监管行为联系在一起，而研究也表明证券监管者对监管有效性的评分通常要远高于其他市场参与者（郝旭光，2011）。事实上，由于长期从事证券监管活动，监管者作为当局者对自身监管行为特征的认识往往是不清晰和不准确的，并且由于职业立场以及外部压力的局限，通常难以真实表达自身观点。另一方面，作为监管的直接受影响者，从证券市场投资者和外部专家的旁观者视角出发更能客观描述监管的行为特征，并且也更容易充分表达自己的真实体验和观点而不受外界因素的干扰。在具体访谈数量的选择上，本书参照了Baker和Edwards（2012）所发表的论文How Many Qualitative Interviews Is Enough：Expert Voices and Early Career Reflections on Sampling and Case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并以其中的三个观点作为选择的依据；第一，研究所需的访谈数量以能解决研究问题为宜，通常情况下，学术研究所需要的深度访谈样本可以介于12～60之间。第二，具体访谈数量的选择并不存在标准答案，它需要基于对研究资源、研究目的、研究问题的重要性等因素进行考虑。第三，当更多的访谈不能获得新的内容和观点时，说明现有的访谈数量是足够的。基于上述标准，本研究先对15名中国证券市场的投资者进行了深度访谈。这15名受访者有着不同的身份背景，其中5名是机构投资者，8名是散户投资者，2名是从事证券投资研究的专家，他们的共同特征在于都具备两年以上的证券投资经历。访谈以半结构化形式展开，受访者根据自身的证券投资经历对包含监管在内的一系列市场相关话题进行讲述，访谈者则根据受访者的讲述内容灵活安排访谈问题的顺序和内容，并通过调整语言表述、增减访谈问题的方式获取与研究问题相关的信息。15个深度访谈的总时长6个多小时，平均每个访谈时长约25分钟。访谈结束后，笔者将所有声音文件转化为文字形式并录入电脑。

访谈数据录入完成后，笔者邀请两名研究者对访谈内容中关于监管行为的表述进行了背对背编码，并在编码完成后对一致性进行检查，经过讨论达成一致意见。为了防止信息遗漏，本研究在完成第一阶段资料获取和编码后又增加了对5名中国证券市场投资者的深度访谈，其中2名为机构投资者，2名为散户投资者，1名为专家，并且都具备两年以上的证券投资经历。访谈内容和形式与之前一样，共获得总时长约2小时的访谈资料，并将其以文字形式录入电脑。在对这部分资料进行编码后发现并未出现新的概念以及核心范畴，说明本次访谈调查所得资料信息是较为全面的，能较好地用于进一步的分析和讨论。两个阶段共20名受访者的基本信息如表3−1所示。(www.daowen.com)

表3−1　受访者的基本背景信息

续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