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发式思考理论是由Tversky和Kahneman（1974）提出的，用于描述个体在不确定性情况下的决策特征。他们的研究认为，当个体对不确定事件进行判断时，经常会根据习惯或以往经验的启发走一些思维的捷径以规避事物的复杂状态，而启发式思考的方式则包括代表启发式、易得启发式和锚定启发式三类。具体而言，代表启发式是指人们在不确定的条件下会根据事物的“代表性特征”做出相应判断，即以两个事件之间是否具有相似的代表性特征为判断依据，通过事件A的信息来估计评测事件B发生的概率；易得启发式是指个体在决策中容易受到经常出现和最近出现信息的影响，并倾向于将这些易得的信息与目前的决策情境相联系；锚定启发式是指当个体在进行数量化估计时受到该项目先前价值的影响而做出的决策行为的偏差。针对启发式思考的原理，Gigerenzer（2000）的研究提出，由于生物和社会进化使得人类具备了一套心理捷径程序以对问题做出快速反应，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会利用适应性工具箱做出决策而无须做复杂的理性计算。启发式思考理论也符合了认知的一条重要原则，即我们如何解释事件，往往取决于我们当前所考虑的事情以及我们理解事物所采用的方式和途径。

启发式思考在帮助人们快速地做出决策判断的同时也可能引起一些判断偏差，进而导致非理性行为的发生。例如，Tversky和Kahneman（1983）的研究就系统地分析了合取谬误现象，认为合取谬误的产生是因为人们用事物的代表性或相似性作为启发式属性来估计事件发生的概率；Debont和Thaler（1985）的研究表明证券市场上存在“反转效应”，认为投资者对股票市场信息是过度反应的，而这也是由投资决策者在不确定条件下的启发式思考偏差造成的。具体而言，投资者在面对突然的或未预期到的事件时，倾向于过度重视眼前的信息并轻视以往的信息，从而引起股价的超涨或者超跌，等到投资者理解了事件的实际意义，股价的超跌就会反转，最终恢复到理性的内在价值区间。除了合取谬误和过度反应，包括回忆陷阱、赌徒谬论、首因效应、处置效应等在内的其他一些典型的非理性行为也可以由启发式思考理论来解释（Chang、Jiang和Kim，2009；Moosa和Ramiah，2017）。(www.daowen.com)

由上述研究综述可以看出，行为金融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描述和解释投资者及一般人群的经济决策行为，并进而对市场异象进行解释，其最重要的贡献在于以“非理性假设”取代了传统金融研究中的“理性人”假设。然而，由于非理性是一个丰富而复杂的概念，现有行为金融理论虽都以“非理性”为研究出发点，但在具体研究假设的选择和提出上却存在明显的不同，并且也都只是整体非理性概念的具体和局部的体现。因此，目前非理性行为的理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就是每个理论都具备一定的合理性，但其解释力度和范围明显存在局限性。基于此，本书在进一步的研究中主张从整体和系统的视角来审视“非理性”，通过整合已有研究理论的不同假设来更为全面和深入地发现非理性行为的特征和规律，并将其与具体的研究对象相结合以形成更有效和可信的研究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