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将后悔用于经济领域研究的是Savage（1954），他认为相比预期效用最大化的选项，人们在实际决策时更倾向遵循“最大最小化后悔”原则，即在后悔最小的选项中选择效用最大化选项。Loomes和Sugden（1982）以及Bell（1982）首次提出了后悔理论，将后悔作为影响人类决策的重要因素加以讨论。后悔理论的基本假设包括四点（Connolly和Reb，2005）：第一，人们对后悔是内在厌恶的，这也是解释和预测某些非理性行为发生的基础，它意味着人们在面对有关后悔的决策时是内在厌恶的，常倾向于规避后悔情绪，即使这种规避行为会牺牲一些实际的客观收益（Zeelenberg，1999；Connolly和Butler，2006）。第二，在做决定时，后悔是可以被预期的，并且会被纳入决策的考虑因素。第三，个体决策中的后悔分为体验后悔和预期后悔两类，其中，体验后悔与实际发生的决策结果相关，即已选决策选项带来的结果不如预期，或放弃的选项带来更好的结果时所体验的后悔情绪（Loomes和Sugden，1982；Zeelenberg和beattie，1996）。相比之下，预期后悔则意为决策者会提前预测不同选项的后悔强度，并且将预期后悔的强度视为选择后悔最小化选项的基础（Janis and Mann，1977；Reb，2005）。第四，与结果相关的预期后悔程度是由所放弃选择导致的结果决定的。

后悔理论同样适用于很多非理性行为现象的解释。例如，Tenberge（2009）的研究就用后悔厌恶解释了处置效应，认为人们之所以不卖出亏损的股票是因为担心自己会后悔；Connolly和Reb（2012）的研究发现，当被试者考虑决策可能产生的预期后悔时，决策过程会更为小心和谨慎，这导致了包括诱饵效应（Decoy Effect）、最重要属性效应（Most-Important Attribute）等在内的决策偏差的降低；Krähmer和Stone（2013）的研究用后悔理论解释了不确定性规避现象，认为由于害怕后悔，人们通常会追求确定的状态以规避后悔。Somasundaram和Diecidue（2017）的研究指出后悔的决策者对于低（高）可能性的收益是风险寻求（风险厌恶）的，并且关于前一种选择的反馈强化了风险态度，这一假设也得到了实验的验证。(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