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诸多的尝试与探索中，除了上述建立于经典理论基础之上，进行内部融合与修正的，还有试图在非女性主义认识论家与女性主义认识论家^[1]的洞见之间架起沟通之桥的；也有试图在女性主义认识论与女性主义的其他研究领域诸如女性主义形而上学（比如，弗罗斯特［Samantha Frost］）、后殖民时期研究（比如，哈丁）或女性主义伦理学^[2]的洞见之间架起沟通之桥的。

今天，对于很多女性主义认识论家来说，隐含在知识中的权力关系同时也意味着与伦理学议题协同起来研究认识论议题已经变得极为重要，因为意识到两者纠缠得如此之深。就这一点而言，罗琳·科德的工作是最重要的了，她致力于我们与他人之间丰富而复杂的交互作用，并接受了如何跨过社会划分而很好地去认识这一挑战（Code 1995，2006，2011）。为了试图要理解如何在一种伦理承载的意义上很好地认识，很多女性主义者聚焦于一种以主体为中心通往认识论的方法（Daukas 2011），而抛弃了在分析的认识论（analytic epistemology）中占统治地位的趋势，即外在论（externalism）和可靠论（reliabilism）^[3]。此外，在建议伦理和政治价值不能被排除在好的认知实践之外，而要扮演正当的认知角色的这场争论的发展中，女性主义者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Anderson 2004；Longino 1990；Nelson 1990）。这类争论接着就聚焦于我们如何才能选择适当的价值（Daukas 2011；Intemann 2011；Rolin 2011）。女性主义认识论者通常研究的是关于我们生产的知识的种类，她们将这些议题理解为本质上是认识论的，同时也是伦理学的，而反对传统的对认识论问题和伦理学问题的割裂——所谓认识论问题就是关于知识断言（knowledge claims）的状态：它们的合理性以及认知上的价值；所谓伦理学问题就是关于研究的方向以及知识的生产。举例来说，女性主义关于无知（ignorance）的认识论的研究工作强调了，无知常常并不是我们的知识存在良性的空白的结果，却是一种故意的选择，意在追求特定种类的知识而忽略另外一些（Sullivan&Tuana 2007；Tuana&Sullivan 2006）。对很多女性主义者来说，负责的认知是生产伦理上合理的知识的关键所在。因此，我们必须关注我们与我们所选择的知识生产之间的关系，同时也要关注我们通过自己的选择是对谁负有责任（Grasswick 2011；McHugh 2011；Pohlhaus 2011）。

像这样一种认知领域的“完全开放”其实向来贯穿于女性主义认识论的主题，因为女性主义质疑那种引导了认知研究的边界和假设，发现了以前从未被见过的、与认知相关的新议题。诚如我们在所有女性主义科学哲学文本中都能见到的，女性主义认识论和科学哲学的目标是理解知识的产品与流通的本质是被权力所贯彻的，而她们的希望是发现好的认知途径；在此目标和希望的引导下，她们从事了各种问题的研究——从我们如何能够最好地组织起我们的科学共同体或其他求知共同体，到个体如何能从挑战性的人际互动条件中很好地认知。当她们着眼于这些问题的时候，她们借鉴了一个极富多样性的资源，包括其他领域的女性主义研究和当代认识论与科学哲学的其他路径。

总而言之，女性主义认识论和科学哲学正在多元化的路径上继续发展她们对于知识的产品和流通是权力贯彻的这一本质的理解。从各种角度出发，它们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证据，证明了这些领域现有的广度和深度；同时也吸引我们注意到未来将会出现的新方向和新挑战。

【注释】
(www.daowen.com)

[1]诸如若琳（Kristina Rolin）、道卡斯（Nancy Daukas）、麦克休（Nancy Arden Mc Hugh）等。

[2]诸如科德（Lorraine Code）、波尔豪斯（Gaile Pohlhaus）、格拉斯维克（Heidi E.Grasswick）等。

[3]可靠论将公正（justification）（以及知识）理解为产生正确信念的可靠过程的结果，而不必要主体意识到这一可靠性。但这并不是说所有的女性主义认识论家都抛弃了外在论和可靠论。举例来说，路易斯·安东尼（Louise Antony）关于偏见悖论（the bias paradox）的工作就采用了一种自然化（naturalized）的方法通往知识，并运用了可靠论者的推论来区分在我们寻求知识过程中好的和坏的偏见（或价值）（Antony 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