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外部的、对女性主义认识论与科学哲学的批判认为，整个研究项目在其基础上就有缺陷。主要的批判可见包括在杂志《一元论》［Monist，77（4），1994］上刊出的一组论文，其中有格罗斯与莱维特（Gross& Levitt 1994），哈克（Haack 1993），平尼克、科特菊和阿尔梅德（Pinnick，Koertge&Almeder 2003），以及吉尔勒（Giere 2003）等人的文章。

对女性主义认识论最重要的批判（可以在上述所有作品中找到）是，它将事实与价值合并，并且，将政治约束强加给科学所接受的结论，这败坏了对真理的追求。对女性主义立场不利的真理就要被审查，而错误的观点却得到促进，仅仅因为它们支持女性主义的目标。另一个密切相关的批判（也能在这些作品中找到）是，指责女性主义认识论理论家对科学持有腐蚀性的犬儒主义态度，声称她们将科学的大部分作为父权和霸权力量的一种原始欺骗而加以拒绝。女性主义认识论理论家被说成坚持认为真理不存在客观标准，而信念则取决于政治力量的斗争。于是，女性主义者也就被视为坚持着以下观点：既然其他的每个人都在忙于一种玩世不恭的权力游戏，那么，她们也不妨参加这场战斗，并将她们的信念强加给其他的每个人。

对此，女性主义认识论的拥护者当然会回应说，这些批判都是基于对女性主义研究项目的严重误会。她们认为，女性主义者没有拒绝客观性和科学，而是力求改进它——通过修正科学研究中存在的性别歧视和男性中心主义偏见，以及通过促进从全方位出发对现有科学进行批判（Lloyd 1995a，1995b，1997a，1997b；Nelson 1990）。她们也不否认目前建立的科学能发现真正的真理。女性主义科学哲学家真正的不满毋宁说在于：科学的主流实践只是提供了一种局部的世界观，它主要适用于发现某一类真理——这些真理所满足和服务于的，是人类特殊的、对物质控制和维持当前社会等级的兴趣与利益（Harding 1986，1998，1993；Tiles 1987）。女性主义认识论理论家注意到，科学家所接受的所谓民主与平等的认知权威标准，连同他们对科学共同体所要求的——对全方位批判的开放与回应——，都与（实际上的）对证据、论证的审查制度或出于政治考虑而得出的结论不符，也与忽略或制止会破坏任何理论（包括受启于女性主义价值观的理论）的证据（的实际做法）不符（Longino 1990，1993a，2001；Anderson 2004）。此外，虽然事实与价值是纠缠不清的，但它们在形塑健康的科学研究的过程中还是起着根本不同的作用；因此之故，对价值观的关注也就不会取代对于证据的注意或与之形成的竞争关系（Anderson 1995b）。

第二种来自外部的，不利于女性主义认识论的主要批判是：它接受了传统关于妇女思维的刻板印象（比如，直觉性的、整体性的、情绪化的，等等），并不加批判地固定了这些陈词滥调。这导致了一些问题的产生。没有证据证明妇女都是一样地思考问题的，或者证明按照一种“女性的”方式思考就能可靠地导向真理。接受对妇女的传统固见也给那些不按女性认知方式思考的妇女带来了不公正的压力（Haack 1993）。对所谓“女性的”思考方式的限定也诱使妇女陷在性别角色中不能自拔，且反而在客观上为父权制做了辩护（Nanda 2003）。对女性主义认识论的促进可能为女性研究者开拓出一块有限的“单独领域”，但它会变成就像是知识界中的犹太人区，非常像女性学者在早期绝大部分被局限于“女性”领域，诸如家政学和护理学那样（Baber 1994）。(www.daowen.com)

对此，女性主义认识论的辩护者的回应是，批评者正在攻击一个老旧的女性主义认识论版本，这个版本只是在20世纪80年代该领域启动时被简短地用过，而且即便在当时，也是有争议的（Wylie 2003；Anderson 2004）。也就是说，被批判的这一版本早已被取代。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有许多是批判者已明确表达的那些原因，另有一些是产生于黑人和拉丁美洲女性主义者以及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者的批判。

可想而知，只要女性主义认识论与科学哲学还在继续发展，那么，对它的外部批判就不会停止。然而，争论、怀疑和批判的精神本来就是科学品质的题中应有之义。女性主义科学哲学理应在与传统或主流科学哲学的相互批判中取长补短，互为促进，为科学研究注入新鲜、有益的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