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对客观性的批判旨在考察在研究中如何辨认出错误的和不合理的偏见来，而不是为了否定客观性的存在。所以，她们事实上有着自己对客观性概念的规定。女性主义认识论家和科学哲学家避免本体论的说明（比如，主客的二元对立），因为这种说明根据一种先验的理念（被认为是真正的真实）来定义客观性，而不去调查实体在多大程度上存在。女性主义的客观性概念则相反，是一个过程性的概念。研究的成果越是由客观的程序/过程所支持，它们也就越具有客观性。一些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女性主义客观性概念通常包括以下几点要素——

女性主义的/非性别歧视的研究方法。有别于提供一个有关客观性的全面说明，一些女性主义者选择提供方法论上的指导方针，以避免她们已在主流科学中辨认出的性别歧视和男性中心主义的错误与偏见。艾希勒（Eichler 1988）的工作在此方面提供了一个典范，解释了如何避免研究中的男性中心主义、过度概括、性别不灵敏以及对性别的双重标准，等等。更具野心的是，女性主义者还在进一步寻求能体现女性主义价值观的研究方法。举例来说，能确保社会现象的性别特征得到凸显的方法（Nielsen 1990；Reinharz 1992）。有些理论家认为，女性主义所要求的方法论标准存在争议，诸如，偏爱定性方法胜过定量方法，或者，毫不置疑女性主体对其自身经验的解释（Stanley& Wise 1983）。但其他的女性主义研究者非常质疑这类论断（Greaves，Wylie& Staff 1995；Jayaratne&Stewart 1991）。比如，哈丁（Harding 1987b）就令人信服地表明，并无简单的、单一的女性主义方法；作为一名女性主义者的科学研究者被要求能够乐意接受各种不同的方法，至于究竟采用何种方法则要取决于研究中的具体问题是什么。

情感投入。很多女性主义理论家都强调了对研究对象的情感投入可令认知获得丰硕成果。在道德和政治研究中，情感起着决定性的认知作用，它能使观察者与世界的有关特征相协调（Jaggar 1989；Little 1995；Anderson 2004）。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更为普遍的是，对被研究的主体的情感投入可能是必要的——无论是为了引出具有科学价值的行为来，还是对于解释这些行为而言。对人种志学者来说，他们就很需要赢得他们所研究的主体的信任，令其开放自己，并获得与他们的密切关系，以了解他们正在干什么。对被研究者的同情性认同可能会产生对权威理论和重要的竞争假说的重要批评。伊夫琳·福克斯·凯勒（Keller 1985a）就在她对客观性的独特理解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动态客观性”（“dynamic objectivity”）的理想，一种作为（非神经质的）情感投入的客观性理念：

（客观性是）人们期望获得对其周围世界最真、最可靠的理解的一种追求。这种追求是动态的，它将心灵和自然之间的共同特性作为理解的资源加以积极利用，其目标在于建立这样一种知识形式：它承认我们周围的世界是一个独立的整体，但同时坚持这一整体与我们之间的共通性。这样一种动态客观性同移情相类似，都利用了主客体在情感和经验上的相通性，形成关于他者的知识和理解。^[1]

所以，动态客观性利用了一种不同于传统认识论的知觉模式，这种模式建立在对对象投以爱的关注的基础之上。凯勒认为，这种模式比之“作为分离的客观性”要优越，因为它不会传达一种神经质的需求（为了减轻对于通过控制被研究者而保持研究者独立性的焦虑）。但朗基诺（Longino 1993b）反对凯勒的理想，理由是，即使动态客观性确实是包含更少神经质性的、与世界互动的模式，但也不能证明它就在认知上更为优越。凯勒的案例研究是关于芭芭拉·麦克林托克^[2]（Barbara McClintock）对基因转座（genetic transposition）的开创性发现。这个案例被描述为动态客观性的一个典型表现，示范了对研究对象投以爱的关注能在认知上收获丰硕的回报；然而，这一案例却并不能完全回应朗基诺的挑战。因为显然，要证明一种接触模式在认知上富有成效是一回事，而要证明它在认知上比其他接触模式更为优越则是另一回事。

反身性（reflexivity）。桑德拉·哈丁（Harding 1993）认为，一种表述，其产生过程具有越大的反身性，则其客观性也越大。反身性要求研究者将其自身摆放在与知识对象同样的因果平面上。他们必须搞清楚他们自己的社会地位、利益、背景假设、偏见，以及其他偶然的、视角性的特征，正是这些因素塑造了问题、方法、解释和对论断（即认知者接受其为客观知识的东西）的陈述模式。反身性肯定表述的偏好性，没有一味否定其通向真理的可能性。一个表述没有成为关于被表述对象的完全的真理，这并不妨碍它也可能是真实的。通过避免迷恋于一己的局部视角，而代之以一个较为全面的视角，或者通过让表述的可疑的偶然性凸显出来，都可以提高客观性。哈丁认为，在研究中纳入被边缘群体将会增加反身性，因为，对于那些出于掌权者视角而毫无疑问被接受的表述，边缘群体更有可能关注到并质疑其特征。所以，民主包容是反身性的隐含之义。哈丁的“强客观性”理想就包含了反身性和民主包容，两者都保证研究具有更客观过程的关键特征。她把这一理想定位为立场论的重构，因为它在制作客观知识的过程中赋予了边缘群体的立场以一种不可或缺的角色。然而，强客观性并不意味着将认知特权赋予被压迫者的立场；毋宁说，它只是喜欢由包含他们的共同体所产生的表述，而不喜欢排除了他们的共同体所产生的表述。

民主的讨论。海伦·朗基诺（Longino 1990，2001）最彻底地发展了一种基于民主讨论的客观性概念。她的关键理念就是，知识的生产是一项社会性的事业，需要通过研究者之间批判性的、合作性的互动才得以保证。越是能回应来自所有观点的批评，这一社会事业的产品就会越客观。这一理念其实并不新鲜，相反，它建立在一个长期传统的基础之上，对这一传统的贡献者包括了J·S·穆勒（John Stuart Mill）、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以及保罗·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女性主义者通过提供如下条件而发展了这一传统：

（1）一个更明确的“所有观点”（“all points of view”）的概念，强调了研究者的社会地位对他们所产生的表述的影响；

（2）不同研究共同体的社会互动特征得到了更为经验化的表述；(www.daowen.com)

（3）对研究者之间平等的更大力强调。

在朗基诺颇具影响力的解释中，一个研究者共同体如果符合以下要求，就可被认为是客观的（有权将其产品归于知识的行列）：

海伦·朗基诺（Helen Longino，1944— ）

（1）为知识论断的批评提供公共场所；

（2）通过改变理论的方式来回应批评；

（3）改变理论根据的是被公众所认可的评估标准；

（4）在成员间的智力权威方面，遵循平等的规范。

对智力权威的平等要求保护了理论的民主性，但它也是最受批判的元素，因为必须考虑到有必要承认研究者之间是存在专业知识和能力等方面的差异的。然而，这种民主讨论式客观性的拥护者对此做出的回应则是：精炼和完善平等性规范，以便能区分出哪些差异是合理的（如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差异），哪些差异则是不合理的（如社会权力的差异）。社会特权常常被运用来排除某些批评，尤其是那些来自社会弱势群体的批评和来自严肃反思后的批判声音（Anderson 1995c；Longino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