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并不反对一切关于客观性的主张，而是反对某些具体的客观性概念。女性主义认为在这些客观性概念中包含了如下问题：

（1）主客二元论：真正（“客观地”）实在的东西是独立于认知者而存在的。

（2）非视角性（aperspectivity）：“客观的”知识是通过一种“无立场视角”（“the view from nowhere”）被查明的，这个视角是超越或抽象于我们的具体处境的。

（3）分离性：当认知者从情感上分离于认知对象时，他们就获得了对它的一种“客观”立场。

（4）价值中立：当认知者对认知对象采取一种价值中立的态度时，他们就获得了对它的一种“客观”立场。

（5）控制：关于一个对象的“客观”知识（意味着它“事实上”是什么）是通过对它的控制获得的，特别是通过实验性的操作以及观察它在控制下表现出的规律。

（6）外部引导：构成“客观”知识的内容是事物以其实际所是的方式告诉给认知者的，而不是以认知者的方式。

这些观念常常跟有关科学的一系列主张结合在一起：所谓科学的目标就是要了解事物真实之所是——独立于认知者的，而科学家达到此目标是通过分离与控制，此方法能让他们获得（对对象的）透视和（对象对他们的）外部引导。这一系列观念产生于17—18世纪，作为一种哲学式的说明解释了为什么牛顿式的科学胜过其经院哲学的前辈。根据这种说明，先前的科学——它把对象描述为本质上拥有次级的性质和目的——用认知者情感参与的方式混淆了事物自己的方式，所以，认知者将自己的精神状态和价值判断投射到事物身上了。而后来的科学家对上述客观方法的采用则能令其避免这些错误，并获得关于宇宙的“绝对”概念。女性主义者反对这一作为标准典范的系列中的任何一个因素，也不承认它是对科学如何运作的一般说明。(www.daowen.com)

主客二元的对立。如果科学的目标就是如事物自身所是那般去把握对象——令其完全独立于认知者——，那么，在认知者与被认知者之间划出一道尖锐的分隔线就很重要了。女性主义者认为，那些假定科学或“客观”研究的目标在于产生所谓“绝对”知识并认为这一目标确能实现的观念，其实是预设了一种颇成问题的本体论。当研究对象是认知者自己时，这些假定就排除了一种可能性，即认知者的自我认识也帮助构成了认知者之所是的方式。由此，它也就排除了我们的一些特征（如性别）是被社会建构的这一可能性。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假定很可能导致人们犯下投射的错误，而这恰恰是客观性要求尽力避免的错误：被归因于研究对象的本质特征的，实际上却是人们对那些对象的偶然信念和态度的产物。

非视角性。非视角性理想被证明是在保持与认知者无牵连的情况下达到关于事物绝对知识的一种手段。如果观察者可以不从某个具体、特殊的立场或角度出发而观察事物，没有任何预判或偏见，那么，唯一可引导构成知识的就只有事物本身（外部引导），而不是认知者了。女性主义者同时出于后现代主义（Haraway 1991）和实用主义（Antony 1993）的原因，质疑了这种所谓“无立场视角”、无预判（presuppositionless）和无偏见（bias-free）科学的可信度。对世界的再现一定反映了观察者的利益、立场和偏见，否则根本不可能完成，因为科学理论总是超越为它们所提供的证据。偏见对于理论化而言不仅不可避免，而且也是必要的。所以，我们正确的计划不应该是完全放弃预设或偏见（因为这是不可能的），而是在经验层面上研究哪些偏见才是富有成果的，哪些则是误导性的，从而据此来重建科学实践，就像自然化的认识论将会建议的那样（Antony 1993）。有些女性主义批判还认为，非视角性的假设不仅是认识论层面的错误，它在关于这个世界的科学理论中还产生出更深远的错误，而这些错误对于那些身居社会下层地位的人们来说，甚至会产生致命的后果。在持有这种批判意见的最激进者看来，当对客观性的实践——假设被观察的规律反映了事物的内在本质，并据此来处理那些事物——被那些掌权者所接受时，就会生产出特有的、能够用来维护其假设的规律来。当男性观察者使用权力使妇女的行为与他们的欲望相一致（比如，使女性屈从于他们侵略性的性冒犯），而又假设了他们自己的非视角性时，他们就会错误地将妇女的行为归因于她们的本质（女性的被动性），而不会归因于他们自己的社会特权。男性欲望被投射到妇女身上，却伪装成非视角性，结果就构成了男权的使用，使妇女的行为符合于男人的欲望。这一过程造成了妇女的“客体化”（“objectification”）。它对妇女有害，因为它无形中将强化那种投射性的性别歧视行为合法化了，从而在道德上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而且，它在认识论上也有缺陷，因为它歪曲了被观察的规律的形态（将其理解为一种必然性，而不是一种社会偶然），以及它们的原因（认为原因仅在于被观察事物的本质，而不是观察者自身对于被观察者的立场）。

分离性。作为分离性的客观性理想，其获得辩护的理由就是，它对于避免投射的错误来说是必要的；据此，好的科学家应该采用一种“情感/情绪隔离”（“emotionally distanced”）的（真空）立场来面对他们的研究对象。凯勒认为，这种观念应该为科学形象的“男性”象征以及妇女在科学中的边缘化负责，因为妇女一直被刻板地描绘成情绪化的形象。而且，它反映了一种男性中心的视角，因为它是服务于男人的某些神经性焦虑的，如，坚持要在自我与他者之间划清界限，使“女性”保持在安全距离之内（Keller 1985a；Bordo 1987）。其他对“作为分离性的客观性”（“objectivity-as-detachment”）的批判则更多地聚焦于“情感/情绪隔离”（“emotional distance”）在认知上的缺陷。因为，女性主义理论家的观点恰恰相反，她们认为“（个人）有机体的感觉/感情”可以使科学家对于临界数据变得更敏感（Keller 1983；Ruetsche 2004）。

价值中立。作为价值中立的客观性理想所获得的辩护是：它是一种必要的心理立场，可以防止在研究中受到一厢情愿和带有政治动机或某种意识形态所进行的武断推理的诱惑。女性主义者认为，根据对科学的现行实践和历史所进行的历史与社会学调查来看，这样一种对科学家必须价值中立的坚持实则是自欺欺人和不切实际的。事实上，这一策略只会弄巧成拙：当科学家把自己描绘成是中立者时，这种想象会阻碍他们去认清他们的价值观是以何种具体方式影响到他们的研究的，从而阻碍了这些价值观的暴露以及受到批判性审查。中立立场的拥护者以为，带有价值观的预设对于科学的唯一影响便是有害性。但女性主义者则主张，这一立场忽略了价值判断在引导研究的过程和成果时所起到的许多积极作用。还存在着其他程序可用来阻止一厢情愿和政治教条主义对于科学最终接受什么的影响，而不需要科学家排除他们的价值判断。

控制。实验环境，是科学家在其中做研究，通过在受控条件下操纵研究对象的行为而得到规律的地方；它们通常被制造出来，以生成有关研究对象的、在认识论上享有特权的证据。这类证据被认为是关于对象的“真实”知识的根据，与之形成对照的另一类证据则是通过与研究对象进行互动的“主观”模式而产生的，比如，参与式观察、对话、政治参与，以及关心它们的需求，等等。女性主义者认为，控制的立场是一种社会权力（并且通常特别是一种男性权力）的立场。它所享有的认知特权同时反映了男性中心主义（一种男性观点，却被误传为普适的）和社会等级（将什么都性别符号化为“男性的”，以此来维系）。这样的考虑并不能为控制立场的认知特权提供正当理由。与此同时，他们也低估了通过与研究对象的合作或对它们的爱而获得有关它们的经验同样具有的认知价值。对于“作为控制的客观性”（“objectivity-as-control”），一些主要的女性主义者抱怨的并不是说它产生出错误的理论；而是说，由它产生的理论所生成的只是关于研究对象潜力的局部视图，它所反映和服务的只是对对象进行控制的利益，而不是以其他方式与对象建立友好关系的利益，或授权于研究对象的利益，或者，如果对象是人，则是令其自我管理的利益。

外部引导。外部引导的理想假设，为了达到事物“客观”所是的或“真实”所是的、独立于认知者的知识，认知者的信念必须服从对象的本质的引导，而不能服从认知者预设和偏见的引导。女性主义者认为，所谓外部引导和内部（“主观”）引导之间的对照，其实是造成了一种虚假的二元对立。“证据无法完全决定理论说”已经表明，理论不可能纯粹为对象的本质所引导产生。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涉及如何构思和表述知识的对象，它的哪些方面需要研究，如何解释与对象有关的证据，如何表述所得出的结论等的时候，必须做出大量的带有偶然性的选择。借口说好的科学理论都是纯粹外部引导的产物，这只是掩盖了那些决定着过程中的选择的权力而已；同时，也是免除了科学家捍卫它们（那些权力）的责任。女性主义者已经特别注意到，对隐喻和叙事体裁的选择制约着科学解释（Haraway 1989，1991）。举例来说，当决定将卵子的受精过程叙述为一个浪漫故事的时候，精子就被描绘成一个活跃的角色，而卵子则变成一个被动的角色，从而模糊了卵子在实现受精过程中的致因性作用（Martin 1996）。同样地，当决定将从猿过渡到原始人类的过程作为一部英雄剧来讲述的时候，重点就被放在了假设性的男性活动如狩猎上，将其假定为进化的发动机；而不将重点放在假设性的女性活动（平衡幼儿需要与采集）上，或放在由两性所共享的行为（如语言的使用）上，从而模糊了更缺乏戏剧性但却至少同样有数据支持的女性维度（Haraway 1989；Longino 1990）。

女性主义对于客观性的不同概念的这些批判，享有一些共同的主题。客观性的这些成问题的概念只能说是生成了部分关于这个世界的说明，然而，他们却将其歪曲为是完整的和普遍的知识。他们所承诺的这些偏爱形式，要么是男性中心主义（从男性立场表述世界）的，象征着“男性”，要么是服务于男性利益（或其他社会主导立场的利益）的。他们把表现了错误和偏见的认知模型归因于象征着“女性”性别的品质（通常直接就归因于妇女），由此来证明自己是正确的。这样一些客观性的概念，因其建议避免“女性化”，所以行使着从研究中排除女性参与或剥夺其认知权威的功能。这些成问题的客观性概念忽略了知识的优化，忽略了所谓“女性化”理论方法（比如，使用情感投入法，以及，明确关注视角性知识）在认知上富有成效的使用。通过将局部的视角描述为非视角性和外部引导的，这些成问题的客观性概念在其信徒中间引发了系统性的错误。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它们所引发的这些错误——诸如投射的错误（错将认知者的性质或认知者与被认知者之间的关系理解为认知对象固有的性质）和偏好——，恰恰就是客观性概念力求要避免的错误。此外，这些客观性概念倾向于阻止其信徒认出和纠正这些错误，所以也倾向于在科学实践中巩固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