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科学哲学家强调，社会与政治价值观在科学中所起的作用具有多样性，而效果则具有偶然性（Wylie&Nelson 2007）。所以，我们必须秉着就事论事的态度，在具体的科学研究中检查具体的价值观的实际运作，并判断这些价值观是否阻碍或促进了知识的探索——具言之，即判断这些价值观是否阻断了发现不受欢迎的事实的可能性，引导科学家做出武断的推论，或者使他们的发现免受批判性审查；或者，这些价值观是否能促进新事实的发现。这种判断根据语境来做出，并受制于根据新证据而做的修正。下面罗列的，就是社会价值观所产生的影响的类型。这些类型是女性主义认识论理论家和科学哲学家讨论认为合理影响了理论选择的类型。（当然，它们在一个特殊案例中的影响在认识论层面究竟是好是坏还需要更深入的调查研究）。

认知价值的选择与权重。库恩（Kuhn 1977）认为，科学家要诉诸认知价值观，才能建立理论与证据之间的联系。在他列出的认知价值观清单中，包括了精确度/准确性（accuracy）（经验充分或真理）、范围（scope）、简单/朴素性（simplicity）、多产性（fruitfulness），以及内部的一致性和与其他信念的一致性（保守主义）。朗基诺（1994）认为，女性主义有理由更喜欢那些能证明其他认知价值（诸如权力扩散［diffusion of power］）的理论。权力的扩散和简单/朴素性一样，并不是一种真理导向（truth-oriented）的认知价值。但两者都可算作认知价值，因为它们使理论在认知上更易被我们有限的心智所接近和理解。权力扩散（的观点）认同的是：认知的可接受性与认知者的处境相关。（但是朗基诺将女性主义科学其他价值观的一些特征，诸如本体论的异质性［ontological heterogeneity］、关系的复杂性［complexity of relationship］等也描述为认知的价值，这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误读。它们更适合放在下面将会提到的“分类”和“模式”的名下。）无论是简单/朴素性还是权力扩散，都与真理处于张力之中，因为体现了这些性质的理论不仅会忽略很多复杂、混乱的真相，而且甚至可能做出错误的论断。这是否不好取决于真相是否被忽略，或者所包含的误差是否重大，而这些又只能根据研究者的利益或研究服务于的利益来判断。所有合法的研究纲领必须力求体现经验充分性价值（the value of empirical adequacy），这就要求至少理论要尽量接近于真理。理论对精确性的要求有多高，取决于更大的误差幅度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预期中的知识有用性。由此，研究者或者理论的潜在用户的处境和实际利益就可能合理地影响到在理论选择中对于认知价值的选择和权重。

证据的标准。按照惯例，社会科学家只有在假设概率小于5%的时候（也就是统计学意义相当于一个任意水平的时候），才拒绝这种无效假设（the null hypothesis）。这就意味着，统计研究中观察到的结果被解读为仅仅反映了样本中的偶然变异。贝叶斯主义^[1]者和其他人认为，统计学意义的水平应该有所变化，而这个变化取决于第一类误差（相信有些东西是错的）与第二类误差（无法相信有些东西是对的）之间的比较成本。譬如，在医学中，如果结果是足够激动人心的，而不按其行事的估计成本又被认为是足够高的（比如，不提供一次可能有效的治疗，其代价可能是死亡）；那么，临床试验通常被停止，哪怕有着高得多的假设概率（即提供一次无效治疗的代价可能很小），而结果还是被接受为真实的。这种做法明确包含了一种社会价值判断：结果在被接受之前需要证据。黑尔-姆斯汀和马拉塞（Hare-Mustin& Maracek 1994）认为，通过并行推理（parallel reasoning），发现性别差异或未能发现（性别差异）的研究是否应该被接受，这将取决于偏见a（夸大差异）和偏见b（忽略差异）在具体语境中的比较成本。

分类。对被观察现象的分类方法也许合理地取决于研究者的价值观。在医学中，对健康与疾病的区分反映了对人类福利以及处理问题的适当方法的道德判断，还有因果判断。也就是说，一种被视为对人类来说不好的状态，除非有某种药物治疗被认为既是处理它的适当途径，又可能有效，否则不会被归类为疾病。女性主义研究也提出了妇女受压迫的成因问题，它们要求将这些现象归类为强奸、性的客体化（sexual objectification）、性歧视等的实例——所有分类都关系到它们（现象）与经验和评价标准的契合度（Anderson 1995a，1995b）。一般来说，如果被提出的问题涉及价值负载现象（诸如，某种行为对人类福利有何影响，或者，某些制度是否公平或具歧视性），那么，被研究的经验现象的边界轮廓（归类）就会受到价值判断的定义（Intemann 2001，2005）。

方法。挑选研究现象的方法取决于研究者所提出的问题，以及他所探索的知识的种类，此两者皆可反映出研究者的社会利益。社会科学中的实验方法可能有利于发现那些可被用来控制人们在类似情形下的行为的因素。但是，若要将其行为（behavior）作为“行动”（“action”）来领会——也就是说，个体是企图通过他们对自己正在做的事情的理解来管控自己的行为的，他们是有这个自我意识的——的话，那么，就要求不同的实证研究方法了。不同的研究方法包括定性式的访谈——此法允许被研究的主体描绘出他们自己的意义体系，以及参与式的观察。立场论和批判理论一样，也致力于放权给被研究的主体，帮助他们释放自我理解；而这些目标都可能要求着不同的研究方法，比如，提升（被研究主体的）自我意识感（Mac Kinnon 1999）。(www.daowen.com)

因果解释；模式；意义解释；叙事。对大多数现象来说，影响到它们发生的原因的因素，其数量是巨大的——巨大到根本无法被一个单一的模式所理解或测试。所以，研究者必须选择一个关于成因的子集，以便能容纳他们所测试的模型。而选择的过程，可能会基于成本或实用性的考虑——有些类型的数据很难获得，或者花费高昂；那么，便宜的或者更易获得的方法也许就更适合于测试原因变量。对原因变量的选择同样也可能基于其符合研究者的社会利益或个人兴趣（Longino 1990，2001）。这些利益/兴趣通常都反映了他们的背景——对于责任、义务和变化/改变等持有何种社会和道德判断？举个无伤大雅的例子来说，在大多数环境下，被挑选来作为危险的火灾的原因的，都是火星、火焰或易燃物品，而不会是氧气的存在。在这个因果解释当中，那些被判断为有可能改变的或者说值得/应该改变的因素才是重点。再举一个更有争议的例子：保守派更倾向于研究离婚或婚外生育，将其作为引起妇女贫困的原因；而女性主义者则不然，她们更喜欢聚焦于其他原因——比如，妇女被排除在高薪工作之外，婚姻中妇女微弱的发言权，以及男权标准（令父亲在子女的抚养中很少参与，从而迫使妇女放弃收入，肩起重担）。请注意，这些因果解释并不是互不相容的。所有这些被引用的因素都可能促成了贫困更“青睐于”女性这一结果。更准确地说，利益标准将会决定一个研究者究竟是选择仅仅模拟主要的效应对相关人类福利的影响，还是也模拟交互作用的效应所产生的影响。一个变量（比如说一种生活方式）对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口来讲具有一种积极的主要效应，却可能对某个少数群体来讲具有消极影响。然则研究者是否对这类负面效应进行模拟和测试就可能取决于他究竟是相信一种生活方式的确或应该适合所有人，还是更重视多元主义和本体的异质性（Anderson 2004）。

通常来讲，研究者所追求的不仅仅是一组事实，而是这些事实意味着什么。事实的含义或意义取决于它们与其他事实的关系。即使两个研究者同意致因性的事实，他们也可能不同意它们的意义，因为他们与这些事实的关联方式不同，而这些方式反映着他们的背景价值观。女性主义者同意保守派的说法，即离婚是导致贫困女性化（the feminization of poverty）的一个原因，但她们反对由此引申出的妇女在婚姻中会更富裕的意思。她们认为，婚姻因其性别划分（家庭内的和市场上的劳工），本身就构成一种妇女所要面对的、重要的结构性劣势，它们在离婚发生时就变成更坏的结果（Okin 1989）。保守派既然将婚姻视为美好生活的必要条件，也就不会愿意再从这样一个角度来审视婚姻了，就像大多数人不会愿意因为房屋着火而去指责氧气的存在一样。一般人会想，科学家应该坚持事实而避免意义的判断。然而，我们所问的大多数问题要求的答案是要让事实符合更大的、有意义的模式。所以，这就诚如哈拉维以一种后现代主义方式所表达的：科学家不可避免地要讲故事，这就要求选择叙事框架，也就意味着科学必然会超越事实（Haraway 1989）。这个选择将既取决于它们与事实的符合，又取决于它们与故事讲述者背景价值观的符合。

结构假设。当我们提升到更高的抽象水平，总体框架的假设就开始在研究对象的构成中起作用。其中有一些是有规律的。经济学将人类作为自私自利的、工具理性的选择者来研究。社会心理学将人作为对在社会中有意义的情况的反应者来研究。行为主义将人作为客观定义的环境变量的受影响者来研究。行为遗传学将人作为受其基因影响者来研究。这些全都是“看作”（“seeing as”）的形式。朗基诺（Longino 1990）和蒂勒斯（Tiles 1987）认为，结构假设的选择可能取决于它们与研究者利益的符合。女性主义者有志于促进妇女的自主性（agency），所以，她们倾向于选择允许将妇女表征为个体（agents）的解释框架。但这个选择并不保证她们会确认妇女都是个体这样一个背景假设。只包括了“自主性”变量（agentic variables）的因果模型可能解释不了妇女行为中的很多变化（variation）；而同时包括了“自主性”和“非自主性”变量的模型则可能被发现能解释所有的变化。选择“价值负载”的结构假设并不必然导致恶性的循环论证，因为仍然有证据表明，这些假设在解释利益现象时是非常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