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观念可为判断负载有社会价值的研究何时出错提供某种标准；但它们没有解释它们可能会产生什么积极的认知影响——它们如何作为一种认知的资源而起作用？一些女性主义认识论家在此强调了研究的实用功能（Anderson 1995b）。所有的研究都起源于一个问题。问题可能并不仅仅是被纯粹认知的兴趣（好奇心）所激发，还有可能是被各种不同的实际利益所驱使，比如，想要看清楚人们认为有问题的状况的本质和原因，并找出如何才能改善那些状况的方法。所以，研究产生的成果应该是符合这些实用-认知兴趣的。于是，研究的实用层面就引出了对理论的评价新维度。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不仅要问理论是否有足够的证据来保证它们可被接受，还要问它们对于那些渴望使用这些理论的、情境中的认知者来说是否在认知上易于接受，是否有用（能帮他们解决他们的问题），以及，是否回答了那些被设计出来以寻求答案的问题。由此也就可想而知如下情形，即一组命题可以（在理论上）正确，却未能通过这些实用性的测试。

在这个问题上，即便是科学价值中立说最忠实的拥护者也承认，实用层面的因素合理地影响着对研究对象的选择。承认这一点也就意味着，实用的兴趣（包括社会与政治价值观）也是认知的资源：带着不同兴趣/利益的研究者们将研究并发现世界的不同面向。然而，科学价值中立说的拥护者还要进一步辩论的是：一旦研究者决定了研究的对象与方向，那么，接下来的事就完全由世界的本质真相决定了。女性主义认识论家则认为，实际利益对于被探索事物的穿透力远胜于此。在构成知识对象的过程中，认知者（主体）扮演着更为主动积极的角色，远非一般想象的那么单纯。（这也是女性主义认识论家在讲她们反对“主客二元论”时所意指的一个方面。）“建构”（“constitution”）有两层含义：一层是再现性的（representational）；一层是致因性的（causal）。从再现意义来讲，认知者要建构知识对象，就要选择他们可用来描述（represent）它的术语（terms）；并规定一个语境，在其中，它被描述为可运作的。如果认知就像“看”（“seeing”）——所有的“看”都只是“将……看作”（“seeing as”）的一种形式而已——，那么，不同的利益/兴趣将令我们以不同的方式去看到那“同样”的事物（Longino 1990）。这就是所谓“情境性的认知”（“situated knowing”）这件事的最直截了当的含义。从致因性意义来讲，有些再现对于被再现的对象具有致因性的影响作用。比如，当我们所表现的是我们自己时，对于我们的自我表现的领会会改变我们之所是，以及我们之所为。这来自我们的“自主性”，也就是通过我们的自我理解来控制自己的决心。这有时就是所谓“主体（或其身份）是由社会建构”的这一论断的意思。(www.daowen.com)

用来捍卫女性主义科学（或任何由社会与政治价值观形塑的研究）的基本的实用主义策略将会显示，研究的实用主义利益是如何许可或要求一种特殊模式，令价值观影响到研究的过程、成果以及对成果的领会，但与此同时，又留下适当的空间令证据起到证明作用的。在管理得当的研究中，价值观和证据理应起着既有所不同又相互合作的作用；价值观不会因为信念所做的决定而和证据竞争（Anderson 1995b，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