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经验论者通过扩展蒯因的论点——理论不能被证据充分证明——来回应价值中立说的挑战（Longino 1990；Nelson 1993）。任何观察的内容，唯有结合特定的背景假设，才能被视作具体假说的证据。若改变了背景假设，则同样的观察就将支持非常不同的假说了。举例来说，17世纪观察恒星视差（stellar parallax）的失败被地球中心论者看作地球静止不动的证据，而在太阳中心论者看来却证明了星星的距离是非常远的。没有什么逻辑原则能阻碍科学家选择不同的背景假设来解释他们的观察。实际上，科学家在选择背景假设的时候的确会面临一些基于认知价值的约束，诸如简单性（simplicity）和保守性（conservatism）（这是对修正已根深蒂固了的假设的抵抗，因为很多其他的假设都依赖于这些假设）。但就那些还在积极探索中的问题来说，这些认知价值很少能约束选择范围，将其缩减到只有一个选项，而他们的解释和砝码从任何意义上来讲也都是可争论的（地心说只是被最重要的保守主义颠覆的）。女性主义经验论者断定，鉴于背景假设的选择范围，并无逻辑或方法论的原则能绝对阻止科学家去选择他们的背景假设——由于它们符合社会和政治价值观，或者任何其他偏好或兴趣。所以，结果就是，女性主义科学家可以选择她们的背景假设，因为它们符合女性主义价值观。

普特南（Putnam 1981）发展了一个类似的观点，并被内尔森（Nelson 1993）转移到女性主义的结论当中。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一样在信念网络中运作，这样，价值判断就要被包括进支持着事实判断的背景假设中去；反之亦然。如果信念网络连接着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那么，这两种判断类型之间就不存在清晰的区别了。这样的话，就没有很好的理由不允许以女性主义价值观去形塑科学判断了。

但我们一定要小心，不要过分夸张了不充分决定论（the underdetermination）的观点。就像英特曼（Intemann 2005）所说，这并不是说语境性的价值判断被作为科学中的背景假设是必需要的。不充分决定论的观点仅仅是在科学中为社会价值观的引入撬开了一个潜在的空间而已。它并不足以证明任何将女性主义价值观引入科学的特殊方式的合法性。女性主义科学评论家和女性主义科学家同意，在影响科学的社会价值观中，存在着认知上非法的以及认知上合法的方式。这也就是为什么有必要区分引发错误的偏见以及作为认知资源的偏见的基本原因，这个区分需要能消解关于偏见的悖论。若单独来看的话，不充分决定论的观点并无助于我们区分两者，所以，附加条件是必需的。(www.daowen.com)

当初，关于“观察渗透理论”的大辩论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经验，告诉我们需要寻找的是什么。现在被普遍认同的是，观察渗透理论并不威胁到这些观察作为一个理论的证据的地位，但前提是，在观察中被预设的理论并不直接包含了由这些观察所检验的理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应该避免循环论证。同样地，科学负载价值论的首要危险也在于不知不觉成为一种一厢情愿或教条主义的循环论证（Anderson 2004）。背景假设连接起证据与理论，具有价值负载的特征，但这个特征不应排除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发现研究者的价值观是错的。因为（比如），它们的基础是对人类潜能的错误信念，以及将某些价值观付诸实施的后果。（注意，只有当中立性观点是错误的时候，才有必要担心一厢情愿的危险。）如果妇女真的无法胜任数学，或者，她们在做尝试的时候子宫真的会受到扰乱（就像性别歧视理论所坚称的，会引起癔病），那么，被纳入女性主义科学的价值观就不应预先封闭这一可能性。虽然妇女科学家在检验这些带有性别歧视的假说时预先假定自己的数学能力是没有问题的，但这并不排除她们可能会发现其他结果。她们需要做的仅仅是向公众批判开放其计算，以保持这一可能性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