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把握女性主义经验论存在的问题的核心，也许不得不抓住两个表面上的悖论。

第一个悖论叫做偏见悖论（the paradox of bias）。很多的女性主义科学批判都揭露了科学研究中——尤其是有关妇女、性（sexuality）和性别差异的理论中的男性中心主义和性别偏见。这一批判的力道似乎依赖于一种先前的经验主义者所信奉的观念，也就是认为偏见是一种特别坏的东西，它导致错误的理论。然而同时，女性主义科学的拥护者却又强烈要求女性主义的价值观应该被科学研究所了解。这就相当于建议科学一方面应当剔除男性主义偏见，另一方面却又应当将某些偏见（比如女性主义的）纳入它的运作中来。由此看来，在女性主义经验论者的论断中就出现了自相矛盾的地方，因此有必要整合这两个相互冲突的要求。这就是所谓的偏见悖论。

第二个悖论叫做社会建构悖论（the paradox of social construction）。它与偏见悖论也有所相关。很多女性主义科学批判致力于揭露社会因素以及政治因素对科学研究的影响。科学家拥护带有男性中心主义和性别歧视的理论是因为他们受到了存在于广大社会中的性别歧视价值观的影响。这看起来似乎是在暗示，要清除这些社会偏见，女性主义者需要采用一种个人主义的认识论（an individualist epistemology）。但事实上正相反，女性主义认识论强调的是知识的社会建构。她们强烈要求的，并不是说研究者要自我隔绝于社会影响，而是说，他们应该重新调整他们的科学实践，向不同的（或多元的）社会影响开放自己。这就是所谓的社会建构悖论。

女性主义经验论者认为，要解决这两个悖论，关键就是要破除导致它们产生的前提性假设——这些假设以为，或者就是偏见、政治价值观和社会因素对研究产生影响，或者就是证据、逻辑及其他所谓纯粹的认知因素（这些因素往往被认为是产生正确理论的充分必要条件）对研究产生影响，此两者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即前者只有通过置换掉后者，才能影响到研究。但女性主义理论家指出，事实是，不是所有偏见在认知上都是坏的（Antony 1993）。并且，有三种总体性策略可以表明这一点，可以称之为实用主义（pragmatic）策略、过程（procedural）策略和道德实在论（moral realist）策略。

实用主义策略强调，科学研究的服务目标理应多元化。科学研究追求的是真理，或至少也要达到经验上的充分表述。但是，具体的研究追求的究竟是“哪些”（“which”）真理，这取决于得出的那些表述将被用在什么用途上——其中很多都是实践性的，与背后的社会利益密切相关。负责任的研究应该力求做到（并对此具有自觉意识）在证据的使用与社会价值观的使用之间获得合理、和谐的平衡——证据帮助研究者追求真理，社会价值观则帮助研究者从那些真理中建构起能服务于研究的实用目标的表述来。表明这一点就能解决前面的悖论（Anderson 1995b）。这一观点也许与一种丰富、复杂的自然观相连——这种自然观认为，没有哪种单个的理论能把握实在的整体结构；对现象做不同方式的归纳就将揭示出有益于不同实际利益的不同模式（Longino 2001）。(www.daowen.com)

过程论策略主张，认知上的坏的偏见可以借由一个适当的社会研究组织/机构来阻止。一个社会组织/机构若能由持有各种不同偏见的人们组成，那么，即便机构中没有一个个人可以凭借他自己的力量来免除大家的偏见，但只要他们各自的偏见是可以对彼此进行解释的，这样的机构就依然有可能消除坏的偏见（Longino 1990）。这一观点就可能与以下观念相连，即，知识的主体（Nelson 1993）、认知的合理性（Solomon 2001）或客观性（Longino 1990，2001）是在于认知共同体，而非个人。

道德实在论策略则主张，道德、社会和政治的价值判断也具有真值性（truth-values）；女性主义价值观也是“真”的。因此，由女性主义价值观所提供材料的研究并不必然地取代、置换掉对证据的关注，因为证据是维护这些价值观的（Campbell 1998）。

总的来说，女性主义经验论者诉诸实用主义传统来消除事实与价值之间尖锐的二元对立（Antony 1993；Nelson 1993）。她们主张（适度地针对其他实用主义者，如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Putnam］），由蒯因关于证据不能完全决定理论的观点可推论出如下观点，即，事实可部分地由价值建构，反之亦然，价值可部分地由事实建构。当事实与价值之间缺乏尖锐区分时，我们就不能说由女性主义价值观驱动的研究原则上是与真理相对立的了。无论是女性主义者所做的研究，还是性别歧视者所做的研究，理论是对是错都取决于由认知规范提供标准的实证调查；但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认知规范本身是可以被调整的——调整的根据就是它们所产生出来的理论的种种优缺点。这便是自然化的认识论的风格：对研究规范的辩护理由并不是到外面去寻找（上升到超验的、普遍性的原则高度），而是在普通的实证调查自身内部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