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女性主义中，后现代主义者的观点被发展来反对那些意在为性别歧视辩护的理论——尤其是那种声称人们所观察到的男女差异是本质性的和必然的，或声称妇女的本质就解释了她们的从属地位的意识形态。那个再三被引用的声明——性别是社会建构或随意建构的，它是社会实践和意义体系的结果，而社会实践和意义体系都是可被打破的——在后现代主义那里找到了它的一个归宿（Butler 1990）。但是，后现代主义在女性主义理论的内部批判中显得更突出。女性主义在过去20多年中思考的最重要趋势之一是揭露和回应女性主义自己内部的排他倾向。比如，有色人种中的妇女和同性恋妇女就认为主流的女性主义理论忽略了她们独特的问题和视角（Collins 1990；Hull，Scott&Smith 1982；Lorde 1984）。基于此，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feminist postmodernism）既可以说代表了与这些批判之间的密切关系，同时也是对这些批判做出的回应。最鲜明的表现就是：它首先就对“女人”这一概念——女性主义理论中核心的分析性范畴——进行了坚决的批判。其次，它提议用“视角转换法”（“perspective-shifting”）作为一个谈判策略，来促进由不同处境中的妇女所生产的理论的增值。

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1994— ）

对“女人”概念的批判。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者批判了很多主要的女性主义性别理论和男权主义的本质论（Butler 1990；Flax 1983；Spelman 1988）。这里的本质论（essentialism）是指任何一种要求为性别身份（gender identity）或父权制（patriarchy）确定一种普遍的、超历史的、必然的原因或构成的理论。反对本质主义，从根本上说来是有政治意义的：通过声称性别身份是一件事或者有一个原因，这类理论就把被散漫构建的事实转变成一种规范、标准，把差异转变成异常。继而，他们要么试图排除那些不符合理论所规定的真正的“女人”标准的妇女；要么就把她们描绘成次级的、差一等的。同性恋妇女和有色人种妇女对女性主义理论的批判加强了对“女人”这个范畴所预设的统一性的质疑。她们强调，在性别身份、人种、阶级以及性取向等维度之间也还存在着复杂的交叉。所以，造成“女人”这一范畴之分裂的主要断层面就已经是另一种身份构成，沿此标准，社会的不公平才被建构起来。

批判将“女人”作为一个统一的理论化客体，也就意味着“女人”同样也不能成为一个统一的认知主体（Lugones&Spelman 1983）。那些受到攻击、关于普遍性别身份的理论，其作者们都是白种、中产阶级、异性恋女人。批判者认为，这些作者们未能承认她们自己的特殊处境，进而她们再生产权力关系的方式——在此语境中，这种权力关系就是由白种、中产阶级、异性恋女人来定义“妇女立场”，代表所有其他妇女来说话，来定义她们是谁的专横权威。女性主义立场论者，也就是那些声称代表了她们（所有妇女）的立场、要求一种认知特权的人，由此，也被撕下了面具——她们主张的其实是一个特定人种与阶级的妇女对其他妇女的特权罢了。(www.daowen.com)

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者从这个批判中吸取了两个教训。第一，无论是男权主义还是关于女人、性别的普遍性断言，都应该加以避免。第二，女性主义立场论想要识别出一种简单的、在认知上具有特权的视角的计划在根本上是有缺陷的，是以一种根本达不到的客观性为名义的、实际上并不正当的权力的断言。这个教训也可同样适用于次一级的女性主义立场论。举例来说，黑人女性主义立场论的断言就令人反感地代言了黑人妇女。但照这样看来，就会出现另外的问题：一旦后现代主义对本质主义的批判得以确立，在视角的扩散这件事情上似乎就没有一个逻辑终点了（因为极端地来说，谁都只能代表自己，而不能完全地代表他人）。

视角转换的策略。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因此而想象，我们的认知状况的特征会是永远的多元视角，没有哪一个可以声称客观性（也就是超越情境性，达到“无立场视角”［“view from nowhere”］）。这种观点有时候被称为相对主义。但哈拉维（Haraway 1991）对此回答说，它既反对客观主义，也反对相对主义，因为此两者都让认知者逃避对她们自己建构起的表述所负有的责任。宣称一个表述的客观性也就是宣称“是这个世界让我以这种方式来表述事物的”。宣称相对主义也就是宣称“是我的身份（我的处境）让我以这种方式来表述事物的（而我的身份/处境并不低你一等）”。两者都拒绝承认认知者积极参与了对表述的建构。即使是一幅照片——被视为“客观”描述的典范——也反映了摄影师对胶片、镜头、画面、曝光等因素的选择。但求助于身份的相对性并没有更好一些。断言所有视角都是平等的，也就免除了他人出于不同立场而做的批判，并自满于自己的立场。虽然它承认认知者的表述是依赖于她特殊的处境，可它又宣称她对此并无选择余地，所以是无能为力的。但是，后现代主义者拒绝相对主义者所依赖的那种个人身份的固定性和统一性。人在认知上并不由她们的文化、性别、人种或任何其他身份所决定。她们可以选择从其他的视角出发去思考。所以，尽管我们将永远具有多元视角，它们的组成却是不断在变化而不是固定的；而且，在个人与视角之间并没有永恒的一致性。

因此，想要成功越过令人眼花缭乱的情境化知识的阵列，还需配套以两种类型的认知实践。一种是接受责任，这包括承认处境的选择（这是进入建构表述中去的因素）（Haraway 1991），也包括考虑一个人的处境是如何影响其表述的内容的（Harding 1993）。第二种是“世界旅行”（“world traveling”）（Lugones 1987）或“移动定位”（“mobile positioning”）——设法从很多其他视角去看待事物。移动定位永远不可能那么的简单无辜。想象自己处于另一种处境之中是充满风险之事。它要求敏感地投入那些他人所处的位置，并与之产生共情。此两者都可将情境性的认知转化为一种批判性的和负责任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