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作为北美知识界的一个运动，是从各种法国的后结构主义者和后现代理论家那里得到了启示，包括福柯（Michel Foucault）、拉康（Jacques Lacan）、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和伊利格瑞（Luce Irigaray）。它具体表达的是对一些传统倾向提出质疑的怀疑性情感，那些传统倾向试图通过诉诸诸如普遍性、必然性、客观性、合理性、本质（essence）、统一（unity）、总体性、基础（foundations），以及终极真理和终极实在（reality）之类的理念来超越我们的情境性（situatedness）。它强调地方性（locality）、偏见（partiality）、偶然性、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含糊性，以及对这个世界、对自我、对美德的任何一种特殊表述在本质上的可竞争性。在政治上，后现代主义者着重揭示了任何特殊要求或思想体系的情境性和可竞争性都可望服务于批判和解放的功能。它通过破坏对超验理由的要求，取消了那些向来占有统治地位的理念的合法性。它打开了人们的想象空间，让人们可以想象被那些断言所遮蔽了的可供选择的可能性。

虽然后现代主义的主题常常以一种暧昧不清的行话被表达出来，不过它们可以被明确转译为对分析哲学家来说更熟悉的那种语言方式。后现代主义者从关于语言和思想体系的理念出发，声称（如我们所想的那样）现实是“被东拉西扯地构造起来的”。这是现在不可避免（！）的康德主义思想——即，我们的思想在把握事物时，并不是“如其所是”地把握，而仅仅是通过由文字来表明的概念——的语言学版本。“语言符号”在一个“散漫的领域”中，“并非指涉性地，而是反射/反身性地运作”。此版本就是激进的意义整体论（meaning holism）：符号并不是从它们对外部事物的指涉中获取其意义，而是从它们与话语系统中所有其他符号的关系中获取意义。意义整体论意味着，新符号的引入（或旧符号的删除）会改变已在使用中的符号的意义。因此，符号并不具有一个固定不变的、超越时间的意义。这是历史相对论的一个赫拉克利特式版本：我们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思想之流。这些观点都支持“拒绝累加的元话语”（“rejection of totalizing metanarratives”）。不可能有完整的、统一的、关于这个世界的理论——仿佛它已经捕获了关于这个世界的全部真理似的。任何此类理论都将包含一组确定的术语，这意味着它不可能表达尽所有概念上的可能性。所以，选择任何特定的理论或叙事都是一种“权力”的运用——从思想中剔除某些可能性，而授权给另外一些。

后现代主义把这些关于语言的观念扩展到了更广阔的社会实践中。保证这一扩展的关键理念是：行为和实践都是语言符号。和文字一样，它们通过语言手段（诸如隐喻［metaphor］和转喻［metonymy］）来表示超越其自身的事物。比如，法官席的高度就隐喻地表示了他在法庭上的权威超过其他所有人。这就许可了对社会实践和行为做一种类似于语言的分析——视其为展示了跟语言一样的结构和动力学。就像文字获得其意义是取道于其与其他文字的关系，而非与某种外部实在的关系；行为亦如是——它从与其他行为的关系中获取其意义，而不是从与某种所谓人类本质或自然法则的前语言领域的关系中获取意义。所以，法官的最高权威存在于服从他人的约定之中——而这一点在他们对他的行为中明明白白表现出来。这并不是由一种被假定为人类自然天性的“服从权威”来保证的，也不是由一种潜在的、标准的客观权威来保证。后者这种思想表达了本质主义者（essentialist）和客观主义者（objectivist）的权力战术和企图——通过将那些约定性的行为固定为貌似超语言的实在，而阻断对这些行为进行挑战的可能性。这种企图不仅令人反感，而且无效。因为行为的意义其实经常性地会被其他行为所颠覆，之前行为的语境一旦改变，其意义也就随之改变。这也就是为什么后现代主义者赞美对习俗行为进行反讽的（ironic）乃至恶搞（嘲讽性的模仿）的（parodic）和做作的表演的原因——因为她们将其理解为政治解放（Butler 1993）。如果说，马克思是哀叹历史的重演——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则是闹剧——，那么，后现代主义者则是乐在其中。(www.daowen.com)

后现代主义者视自我（the self）同样为符号所建构，唯在与其他符号的关系中方显示出其意义。所以，并不存在一个本质性的自我决定着人的一切行为。这是休谟所讲述的自我的故事——支离破碎的意识流——的语言学版本，只是这里还带有社会因素的不可避免的缠绕、影响。符号，并不像休谟简单想象的那样构成语言，而是为社会所建构。所以，虽然主观性是通过符号的生产被组成的，但自我却并不能自由制造它所要的一切，而是发现它自己被缠绕在一个意义之网中——这个意义之网却不是出自它自己的创造。我们的身份是社会强加给我们的，并不是我们自主创造的。然而，这不能排除自主性存在的可能性，因为我们占有多重社会身份（比如，一个妇女可能是一名工人、一位母亲、女同性恋者、墨西哥人，等等）。这些相互冲突的身份之间所存在的张力，为打乱建构了我们的散乱系统打开了空间，也就是可能性。

因为，在其语言哲学中，文字指的是概念，而不是世界中的事物（things in the world），后现代主义在语言学术语中再现了一些（经戴着面纱的理念）出现于现代哲学史的、相同的认识论难题。这产生了一种向传统中的理念论（idealism）回归的趋势。然而，考虑到整体论所造成的意义的不断变化，这些趋势不可能确保经验论者认为可能通过诉诸理念论而获得的确定性或稳定性。更谨慎些的后现代主义实践者抵制大规模的理念论。声称身体、物质或自然科学所研究的对象是“被东拉西扯建构起来的”或“被社会所建构的”，并不是断言说如果人们停止谈论它，那个外部世界就会消失。而是说，他们断言了一种唯名论：世界没有向我们口授一套我们用来描绘它的范畴，有数不清的方式可供我们用来对这个世界进行分类，而且它们彼此之间互不兼容；所以，选择任何一种理论都无法用求助于“客观”真理或实在的方法来辩护。即便是我们用来区分我们的身与心、物体与理念、现实与话语的方法，也都存有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