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德拉·哈丁（Sandra Harding，1935— ）

女性主义立场论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马克思主义阶级立场理论的启发和影响，据哈丁（Harding 1998）对立场认识论思想史的梳理，这一思想传统甚至可被追溯到黑格尔对“主奴关系”的反思（从奴隶主的角度来看，奴隶不是完整的人；而从奴隶的角度来看，奴隶又是完整的人）。哈丁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卢卡奇（Georg Lukacs）就是从这一见解中发展出了“无产阶级的立场”和关于阶级社会将如何运行的理论。正是基于此，到了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有女性主义思想家开始独立思考一个问题：“怎样将马克思的分析改造得能够说明结构性和象征意义的性别关系对于知识生产的重要性？”^[4]由此可见，女性主义也主张某种特定立场的认知特权，但它所根据的是性别关系的特征，以及与性别有牵连的社会和心理现象——总之，它代表的是妇女的立场。这个女性的认知特权所针对的是那些反映了性别歧视或为父权制假设做辩护的理论；而各种女性主义的立场论则又都把主张女性具有认知特权的依据奠定在妇女所处的社会情况的不同特征之上。

首先，中心性——妇女是何种系统的中心？

据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者——诸如哈索克（Hartsock 1987）与罗斯（Rose 1987）——看来，妇女被认定为是繁殖系统的中心。这是一个负责与孩子打交道，以及照料身体的系统；女性处于这一系统的中心，就像工人是商品生产体系的中心一样。因为妇女要负责留心家庭中每一个成员的需要，所以，她们无疑比男人占有更有利的位置去发现父权制在满足人们的需求时是如何失败的。男人，由于他们的统治地位，而有权忽略他们的行为是如何破坏着下级的利益的。所以，妇女的认知特权建立在这样一个事实之上，即，妇女作为一个阶层，有着更好的途径获得关于在父权制下谁的需求得到了更好的满足这类信息。

其次，集体性自我意识——女性群体的集体自我意识。

在麦金农（MacKinnon 1999）看来，男性统治建立在将性别客体化的基础上，这个过程包括把认知神秘化。在性别客体化过程中，优势群体把自己的欲望投射到从属群体上，由于他们的权力而使从属群体遵照他们（优势群体）想要的那种方式去做。由优势群体的欲望所造成的群体差异，却被描绘成是上天给予的、自然的和必然的。社会性别就是这样一种客体化模式，它由（男性对女性的）性欲和（男性对女性的）统治的色情性（eroticization of domination）所构成。男人就是这样把女人建构成女人的：他们将她们的天性描述为在性别上本质地从属于男性，并且依此来对待她们。妇女可以通过以下方法来揭露这些意识形态的歪曲：即获得一种关于她们自身的共识，并依此共识来行动。也就是说，女人们要能够意识到，她们作为“这样一种女人”并非天生如此；相反，“这样一种女人”是一个被性别客体化过程不公正地建构起来的社会群体。妇女根据这一共识就可能共同行动，抵制由“他们”制造的性别描述，通过反对性骚扰、色情文学和对生殖自由的限制等进行抵抗运动。通过这些女性主义行为，妇女表达了拒绝充当性对象的自由意志；同时向社会展现了一个真相，即，将妇女描述为性对象并不是自然的或必然的。在这里，女性的特权知识表现为她们的集体自我认识，它们被付诸行动，在实践中获得实现。

再次，认知类型——女性被“分配”到何种认知类型？(www.daowen.com)

立场论的一些早期版本（包括弗拉克斯［Flax 1983］、哈索克［Hartsock 1987］、罗斯［Rose 1987］以及史密斯［Smith 1974］等）接受女性主义的客体关系理论（object relations theory），这一理论在解释老一套的所谓男女特性的发展时，依据的是男女儿童会面临的身份形成的不同问题，而前提是这些男女儿童都是由女性看护者抚养的。客体关系理论主张，男性儿童是通过将其自己与母亲相分离来建构起独特的男性身份的，这个任务在心理学上涉及对女性的焦虑抵制，以及持久地保持与女性的距离和边界，而这需要通过控制和诋毁女性才能做到。反之，女性儿童则是在与她们的母亲的认同中获得对自己性别身份的认识，所以，她们更乐于享受自我与他人边界的模糊化。性别认同的迥异发展导致男性和女性获得不同的认知类型。男性认知类型是抽象的、理论性的、非具身的（disembodied）、与感情分离的、分析的、演绎的、量化的、原子式的，并且倾向于控制或支配的价值观。女性的认知类型则是具体的、实践的、具身的（embodied）、情感介入的、综合的、直觉的、质性的、关系型的，并且导向关怀的价值观。这些认知类型又通过分配给男人们和女人们不同类型的工作而进一步得到加强——男人总是几乎垄断了在理论科学和战争发动中的位置，以及制造着分裂与控制的政治和经济权力；女人呢，被分配到的就是实践性的、需要付出感情关怀的、照顾他人的工作。

根据哈索克（Hartsock 1987）的说法，女性的认知类型在认识论方面更为优越，首先，因为它克服了认知的主客体之间的二元分裂；其次，也因为关怀的伦理要比控制的伦理更优越。由关怀每个人需求的动机所产生的认知方式，较之由控制的兴趣所产生的认知方式，当然将生产出更有价值的表述。她们将生产出跟全人类的利益都有关的关于这个世界的表述；而不是仅仅根据统治阶级的利益来生产知识，却又在意识形态上佯装代表了全人类的利益。但无情的现实是，若要使女性的认知方式制度化，则尚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因为它要求克服资本主义父权制的那些特征，也就是对脑力、体力和照顾类劳动的分割。

最后，被压迫——女性所处的基本处境。

和无产阶级一样，妇女是受到压迫的人群，所以，她们对于用揭露真相的方式（而不是掩盖真相的方式）来描绘社会现象有着更为实际的动力和兴趣。同时，她们对于这种压迫有着直接的体验；不像男人，他们的特权使得他们容易忽略他们自己的行为是如何影响到作为一个阶级而存在的妇女的。一种认识论，如果它把认知的优先性建立在压迫问题的基础之上，那么，它的逻辑就会是：受压迫者越是受到多方面的压迫，则其在认知上也具有越多方面的优先性。在女性主义理论中，这一逻辑已经导致了黑人女性主义认识论的发展。比如，柯林斯（Collins 1990）就将黑人女性主义认识论的基础建立在黑人妇女对于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个人体验之上，以及与黑人妇女相联的认知类型之上。她用这种认识论为黑人妇女提供了不同的自我呈现与表达，使之能够起来抵制流行于世的、关于黑人妇女的那种有损人格的、既有种族歧视又有性别歧视的图像，从而为自己的身份感到骄傲。对于传统的女性主义视野而言，黑人妇女如今也被认为具有一种“内部的局外人”^[5]（“outsiders within”）的身份：既有足够多作为局内人（女性）的个人体验，从而了解她们的社会秩序；又有足够的临界距离（非白人），使得她能做出更多批判。此外，在继杜布瓦（William Edward Burghardt DuBois）^[6]之后，受压迫者的认知优先权有时候也根据“双重意识”（“bifurcated consciousness”）而被论证：即，她有能力既从统治者的视角出发，又从被压迫者的视角出发来看事物（Harding 1991；Smith 1974；Collins 1990）。

从以上立论根据的形式和内容来看，很容易发现女性主义立场论很大程度上是沿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或多个线索演化出来的。所以，弗雷德里克·詹姆森（Fredric Jameson 1988）认为，女性主义立场理论家是明确地借助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遗产进行研究的当代思想家^[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