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汇总和解释这些一般的情境性知识以及作为一种社会情境的社会性别，我们现在可以进一步罗列出一个关于性别化知识的目录来。通过这个目录，我们将会发现，人们所知道的或以为他们所知道的（即知识）不仅可能都受到他们自己的性别（包括前述角色、规范、性格、操演和身份等内容）、他人的性别或关于性别的普遍观念的影响，而且是以不同的方式受到影响。继而，每一种性别化知识的模式又都产生出新的认识论问题来。

性别化身体的现象学。人们的身体并不仅仅是在生理性别上有别；他们在社会性别上也相区别。早期的儿童社会化训练就是使男孩、女孩的身体行为符合对身体的不同社会规范与要求。在美国，对男孩所强调的规范是诸如身体的自由、好斗/竞争性的游戏、大量的运动技巧、非正式的和放松的姿势、随意的穿着以及整洁和外貌；对于女孩，强调的则是身体的约束、温和的游戏、少量的运动技巧、正式和端庄的姿势、对穿着的自觉意识以及整洁和外貌。一旦这些规范被内化，它们就会深刻地影响具身体现（embodiment）的现象。它们告诉了男人们和女人们各自不同的第一人称知识（first-personal knowledge）：关于在身体中可能居住着什么，可能表达着一种或另一种性别独有的什么能力（如哺乳），以及可能通过有性别差异的身体中的不同部位而得到何种体验（如性高潮）等。它们也造成了男人们和女人们在性别化行为中获得的体验。

这些事实给女性主义认识论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在这个世界中，占统治地位的模式，尤其是涉及身体与精神之间关系的统治模式，在何种程度上看来已经是铁板钉钉的了——只因为它们符合一种男性中心主义的现象学？（Young 1990）

性别化的第一人称知识。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当一种知识直接关涉到“我”自己的时候。比如，我们要知道什么是性骚扰，并知道如何在一个案例中以第三人称的术语来鉴定它，这是一回事；而要承认“我被性骚扰了”则是另一回事。有女性主义理论家研究发现，很多能够看到妇女普遍处于不利地位的妇女，却往往难以认识到她们自己也“分享”着妇女的困境（Clayton&Crosby 1992）。这一现象表明，对自身的认识/知识的问题尤其迫切地需要女性主义理论的帮助，因为后者所致力于的理论化方式是妇女能用来改善其实际生活的。它使妇女们能够清醒地意识到她们自己以及她们的生活就处在女性主义者关于妇女困境的报道中——我们自己的生活就是那被研究的案例。所以，女性主义认识论特别关注于调查女性主义者自我理解的状况。

性别化的情绪、态度、利益及价值观。如果一种表述在描绘这个世界的时候，都是和男性或男性化的利益、情绪、态度或价值观有关的，那么，女性主义理论就将其定义为男性中心论的（androcentric）。根据那些据称特别适合男人去拥有的社会角色所给与一个男人的目标来讲，或者根据他主观的性别认同来讲，一种“男性的”（“male”）利益就是一个男人所具有的利益。根据那些被认为特别地合乎男人的态度或心理倾向来讲，一种“男性化的（男子气的）”（“masculine”）利益就是一个男人所具有的利益。这类态度和利益构成了那些拥有它们的人们的认知。举例来说，有一种颇具代表性的理解方案粗暴地将妇女归类为或者是“婴儿”、“母狗”、“妓女”，或者是（祖）母亲，这就是反映了男性中心主义的态度、利益，以及单身异性恋青春期男子的价值观——也就是说，他们是根据她们是否在想象中符合与之性交的条件来打量妇女的。如果一种表述对世界的描画是关乎女性或女性利益、情绪、态度或价值观的，那么，它就是女性中心主义的（“gynocentric”）。当一个男子被描述为“钻石王老五”时，这就反映了一个渴望婚姻的异性恋单身女性的女性中心主义视角。一种利益、情绪、态度或价值观可能在象征性意义上是社会性别化的，哪怕男人和女人们的表现没有明显不同。比如，根据象征意义上的女性价值观——即在文化上被与妇女的性别角色相联系的价值观——来讲，关怀伦理（the ethics of care）就代表了道德问题（Gilligan 1982）。由此，它可能被认定是一种象征意义上的女性中心视角，虽然男人和女人在其表达道德问题的倾向上并无不同，而且他们同样都能做出相应的行为。这表明男人也能以“女性的”方式行事。

女性主义认识论就这些现象提出了大量问题。对事情情境化的情绪反应会成为了解他们的一个有效资源吗（Diamond 1991；Jaggar 1989；Keller 1983）？支配性的实践、科学概念和科学方法反映了一种男性中心的视角或是一种反映了其他占统治地位的因素（如种族和殖民统治）的视角吗（Merchant 1980；Harding 1986，1991，1993，1998）？主流哲学中的客观性、知识和理性概念，反映了一种男性中心的视角吗（Bordo 1987；Code 1991；Flax 1983；Rooney 1991）？如果要让具体科学的概念框架反映女性的利益，则应该如何来改变它们呢（Anderson 1995b；Waring 1990）？

处于性别化关系中的他者知识。性别规范为男人和女人不同地建造起各自被认可的社会空间，以及向他人所做的自我展示。一般来说，男人显示他们的男性身份，女人则显示她们的女性身份。但是，人们在一人独处时的表现与身处男女混合的场合中时的表现是不同的；此外，当人们身处男女混合的场合中时与身处只有某种性别的环境中时，表现也不一样。所以，男性和女性调查者可以获得不同的关于他者的信息。男性和女性人种志学者可能被获准进入不同的社会空间。即便是获准加入同样的社会空间，他们的存在也会对那些被观察者产生不同的影响，因为他们并非站在与他们的研究对象同样的社会关系中。一般认为，物理对象并不因为观察它们的是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而表现得有所不同。但是人类的确会因为他们对正在观察他们的人的性别的固有观念而表现得不同。

所以，通过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个人接触来得到关于他者的信息，这样的研究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调查结果如何可能受到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性别关系的影响，而且，是否性别包容（gender-inclusive）的研究团队更有助于发现这一点？人种学从与当地被试者长期的并通常是亲密的关系中获取的个人知识中得出关于他者的命题知识，最为尖锐地提出了这些议题（Bell et al 1993；Leacock 1981）。类似的议题还产生于调查研究法、临床研究和人类实验之中（Sherif 1987）。(www.daowen.com)

性别化的技能。有些技能是被贴有男性或女性的标签的，因为男人和女人特别需要它们去执行他们各自的性别角色，而且它们不是一般地对几乎所有角色都有用（像走路、交谈和看那样）。要知道如何照顾好小孩子，需要一种特殊的知识；要鼓舞起士兵的士气，也需要一种关于士兵的特殊知识。虽然男人和女人同样都可以通过学习和练习而掌握这些技能，但它们还是被认为分属于一个或另一个性别的特殊职责。所以，男人和女人可能有着不同的机会获得这类技能型知识。如果一种技能被别人认为是适合某一种性别的领域（比如，照看孩子适合于女性，而鼓舞士气适合于男性），那么，别人就会更容易肯定和认可一个性别“合适的”专门知识，而倾向于否定一个性别“不合适的”。如果这项技能被人们认为是适合于“另一个”性别的领域，那么，他或她就可能很难看到他或她自己自信而顺畅地执行它；而这种无法将自我认同于该任务的自卑感则又可能损害绩效，最终导致恶性循环。由此可见，性别化具身现象学（the phenomenology of gendered embodiment）的反馈效应和一个人自己主观上的性别认同的“自我”认识很可能会影响到性别化技能的练习和掌握。这样的话，技能的性别化规范就显得更不容置疑和具有先天合理性了。

这些现象为认识论提出了各种问题。某些科学技能的“男性”象征，诸如对自然的“客观”立场的假设，是否妨碍了妇女获得进入科学的公平机会呢？事实上或象征意义上的“女性”技能是否有助于科学知识的获得呢（Keller 1983，1985a；Rose 1987；Ruetsche 2004；Smith 1974）？

性别化的认知风格。有些理论相信男女有着不同的认知风格（Belenky et al 1986；Gilligan 1982）。无论该理论是否正确，认知风格确有其性别象征（Rooney 1991）。演绎的、分析的、原子的、非语境的，以及定量的认知类型被贴有“男性”标签；而直觉的、综合的、整体的、语境的，以及定性的认知类型则贴有“女性”标签。这类关联并不完全是武断的，比如，将蓝色归于男性而粉红归于女性；又如，用论证的方式来说服别人被视为是男性化的做法，而女性化的做法则是叙述。论证通常被理解为一种对抗性的话语方式，一方以此击败对手来为自己辩护。这种对支配权的追求缘于对男性性别角色在战斗、体育竞技和生意中的竞争模式的追随。叙述则是一种有魅力的话语方式，通过迷人地邀请（倾听者）采纳叙述者的视角而进行说服，它激起人的想象与情感。它的运作更类似于爱情而不是战争，所以，缘于更适合于妇女的劝说的思考模式。

这些现象也产生了很多认识论问题：通过使用“男性”方法来追求“男性”威望是否歪曲了获取知识的实践（Addelson 1983；Moulton 1983）？是否有一些种类的合理研究因为它们与“女性的”认知类型有关联而被不公平地忽略了（Keller 1983，1985b）？“女性的”认知类型是否产生出用“男性的”方式很难达到或更难获得的知识（Duran 1991；Rose 1987；Smith 1974）？

性别化的信念背景和世界观。上面我们已经看到了男女由于其社会性别而获得不同的现象知识、自我认知、技能，以及对他人的个人知识。他们也由于其性别化的利益、态度、情感/情绪和价值观，或许还由于（尽管这一点在女性主义理论中还是一个存有争论的问题）不同的认知类型，而用不同的方式表现/表述这个世界。这些差异共同造成了不同的信念网背景，由此，男女原则上有公平机会得到的信息也许就被处理过了。对不同的性别角色和性别化态度各具功效的代表性方案会使得不同种类的信息在不同性别的人群面前得以凸现。在传统的家庭分工当中，妇女就倾向于注意到男人不会注意到的污垢。这并不是因为妇女具有特别敏感的感知器官；而是因为她们有一个被指派的角色，就是必须做家中的清扫工作。同理，对一个男性外科医生来说，保持对手术室污染物的高度警觉是毫无困难的。除了使得不同种类的信息凸现于男人或女人之外，他们不同的背景知识也会引导他们去对一般所获取的信息做出不同的解释。一个男人也许从一个妇女佯装端庄的微笑中读出的是一种忸怩作态的引诱；而另一个女人则可能从中读出的是她为避免引起他不必要的注意而做的礼貌的和防御性的反应。这类差异很可能是由于男女对不同的现象知识的把握而造成的。男性与女性观察者在想象中把他们自己投射到她的位置，从他们所认为的、成为她身体语言基础的感觉中推理她的感觉。因为男人与女人的身体表现现象（phenomenologies of embodiment）是不同的——绝大多数男人不习惯将微笑当作避免引起女性不必要的注意而做的防御行为——男人会自恋地将微笑想象成轻松和自然的，然而女人会怀疑它是被迫的。

在此，这些现象产生了一些认识论问题。鉴于男人们还是在一种“男性”视角下界定他们的思想，当他们在强奸或性骚扰妇女时，存在着对男人认知能力的认知障碍（即，意识的不够、不充足，或者误解）吗？或者，法制对此的意识存在着认知障碍吗（MacKinnon 1989）？更一般地看，科学家们未经检验的性别歧视或男性中心主义的信仰背景是否导致了他们产生出蕴含对妇女性别歧视的理论呢，尽管他们坚持科学方法表面上的客观性（Harding 1986；Harding& O'Barr 1987；Hubbard 1990）？此外，科学的社会实践要如何被组织，才能让研究者信仰背景的多样化成为对科学成就的一种有利资源而不成为一种负面性障碍呢（Longino 1990；Solomon 2001）？

与其他研究者的关系。如果男女共同参与研究的话，那么，知识和信仰背景中的性别差异就有可能减少。当性别一方可以从直接经验中得到结论时，另一方则可以通过采集证据来获得。双方都可以学习如何更有效地练习富有想象的投射，以及采取另一性别的视角来观察和思考。总而言之，性别的规范影响着男女交流所依据的规范。在很多环境中，妇女是不被允许讲话甚至露面的；或者，她们的问题、评论和挑战会被忽略、打断和系统性地歪曲；又或者，她们不被认可为专家。因此，性别之间的规范和认知权威极大地影响着知识实践把男女双方的知识和经验都纳入发现和论证过程中来的能力。所以，女性主义认识论理论家一直对探索性别规范是如何歪曲证据传播的，以及研究者中认知权威的关系这样一些问题很感兴趣（Addelson 1983；Code 1991；Fricker 2007）。此外，为了使更成功的研究实践得以可能，她们也致力于探索研究者的社会关系如何可能被改革，特别是认知权威的分配问题（Jones 2002；Longino 1990；Nelson 1990，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