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女性主义理论家在性别（sex）与社会性别（gender）之间做了区分。性别包含了男人与女人间的生物学差异。社会性别则是由社会制造的性别差异：不同的角色、规范，以及它们指派给男人与女人的意义和与之相关的事情（这些事情基于男女不同的性别特征而设；然而这些性别特征却既有可能是真实，更有可能仅仅是被想象和建构出来的）。由此，社会性别就有了如下多重向度——

性别角色。男人和女人归属于不同的社会角色。举例来说，大多数社会在政治和军事岗位上预留的多数都是男人，而女人则多数被指派给抚养孩子的责任。

性别规范。男人和女人被期望遵守不同的行为规范和身体动作。比如，男人被期望是坚定而自信、体格健壮的；女人，则被期望是恭顺而端庄的。性别规范又被调整为性别角色：男人和女人被期望遵守那些能使其适应他们的性别角色（无论他们实际上是否具有那些角色）的规范。

社会性别化的性格与美德。如果男人和女人各自都遵守指派给他们的性别规范的话，那么，他们被期望所具有和呈现的心理特质分别就应该是“男子气的”（“masculine”）和“女人味的”（“feminine”）。“男子气的”特质因此被视为男人的美德而（常常）是女人的罪恶；同样地，“女人味的”特质被视为男人的罪恶和女人的美德。(www.daowen.com)

社会性别化的操演/行为。很多女性主义理论家（常常是受到后现代主义影响的）已经开始强调社会性别的语境性和操演性（performative）^[2]因素，如韦斯特和齐默尔曼（West&Zimmerman 1987）、巴特勒（Butler 1990）。和那种认为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在每一种社会语境中都有固定不变的表现的观点不一样，这些理论家将人类描绘成更灵活易变的，并认为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可能在不同语境中同时表演着“男子气的”和“女人味的”行为。一个男人，在女人面前不会温柔地安慰一个哭喊的婴儿，但在只有他一个人的时候却可能这么做。女性健身者则会以一种“女性的”方式，努力卖弄她们的肌肉。所以，与其认为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只是在固定的、独特的性别角色的行为中才显现，还不如将它们视作在几乎所有角色中都可能被表演的相反风格。

性别认同。一个人被归属于的性别认同（即他人如何识别他或她）未必契合他或她主观上的性别认同（即一个人“真正”意义上是男人或女人）。主观上的性别认同包括一个人可能将自己理解为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两者皆是或两者皆不是的一切方式。一个人也许认同被规定给这一性别的性别规范、角色和性格的任一子集，就此而言，他视自己为其中一员，但却拒绝其他子集。一个人甚至可能拒绝性别规范中的全部子集，但仍然认为自己是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其依据就是，在他看来男人和女人在一个正确的未来（这个未来可以包括也可以不包括性别差异）中应该扮演的独特角色。一个人可能，像很多女性主义者所做的那样，将她的性别认同理解为一种困境：所有人都陷在这一困境中，带着同样的、被规定的身份；但也因此而将当下的困境积极地理解为促使集体采取行动来改变每个个人命运的现实基础。一个人可能信奉一种“男性中心主义的”身份认同规范，包括“女人味”和“男子气”的角色、规范与性格，但却完全拒绝察看自己在性别上同时存在着两极分化，或者拒绝在后现代主义的精神中思考性别认同。

性别象征主义/符号论。通过惯常的联想，富有想象力的投射，以及隐喻性的思考，动物和无生命物体也可能被置于一种性别化的表现领域中。由此，车库被视为“男性”空间，厨房则是“女性”的；雄鹿被称“妻妾”成群；梨被视为“女性化的”，冲锋枪则是“男性化的”，诸如此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