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对传统科学哲学所设定的客观性目标、中立性理想，以及实现它们的方法有着明确而一贯的反思。以下五个分析将显示其反思的范围与方式。

第一个（在前面对性别编码的讨论中提到过）：如果客观性要求中立性，而中立性被编码为男性，则一个妇女——或者一个为妇女利益说话的女性主义者——如何才能声称女性言论的客观性呢？并且，科学如何才能断言其客观性，而避免继续高估男性气概呢？很多女性主义者已经发现这些反对意见是引人注目的，并建议采纳另一些语言——比如说，主观主义或相对主义——来讨论我们对自然和社会关系的理解的可靠性。然而，另一些人则力图澄清或转变客观性这一概念。

海伦·朗基诺（Longino 1990）力图表明即便科学是被社会所建构的，但它依然有可能获得客观性。一个理论，其证据的相关性（relevance）由调查研究的语境，由信仰背景（background beliefs）所决定。经常是，信仰背景中的社会的或实际的利益（语境价值，contextual values）——包括性别利益——已经作为认知价值（cognitive values）（基本价值）而起作用，而后者恰是决定什么才可算作是好的科学判断的东西。但是，她辩论道，我们可以独立地辨认出这些信仰背景，并由此来显示某些事态是如何被当作假设的证据的（且不管它们是对是错）。这样的过程是社会性的，因而也是公共性的（public），因为它们依赖于一个科学共同体。科学共同体分享着一种共同语言，他们用它来描述那些筛选出特殊因素和主观因素的经验以及主体间的一致性。最重要的是，因为那认知者正是科学共同体，而不是科学家个人，所以，加强对批判作用的关注对于克服在这样一个共同体中的力量失衡——失衡的结果是贬低合理批判的价值——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客观性要求一种具有改造能力的（transformative）批判，以便共同体通过其所有合格的成员，根据这种批判来调整它的假设和进程。

伊夫琳·福克斯·凯勒吸收了精神分析学说，证明客观性最好是重新被概念化为得益于主观经验的运用，而不是相反的东西。这一“动态的客观性”（“dynamic objectivity”）与主流哲学偏好的“静态的客观性”（“static objectivity”）形成对照。在后者当中，认知者必须对研究的客体采取一种基本上对立的关系。这样一种科学，带着它统治和强制的修辞，吸引了这样一些人，他们在对自然和他人关系的排他性方式中，至少在这类关系的同样的揭示风格、方法和理论中，找到了情感和认知上的舒适。“好科学”在过于狭窄的方式上被定义。动态的客观性“承认我们周围世界独立的完整性，但是以这样一种方式这样做的，即，仍然认识到，事实上是依赖于，我们与那个世界的连通性……动态的客观性并不异于同情心（empathy）”（Keller 1985a）。动态客观性的漫长历史，可以在很多科学家的思想中被发现，他们并不将其工作视为一种主体对客体的对抗性活动。

伊夫琳·福克斯·凯勒（Evelyn Fox Keller，1936— ）

桑德拉·哈丁证明（1991），中立性的理想可以有效地与客观性的目标脱离关系；最大化“强客观性”的方法可以替代以价值中立来保障客观性的策略。男性中心主义、欧洲中心主义等，事实上已经被所有科研共同体所共享；它们已经不是一种主观的、特殊的价值观。但是，这样一些价值观却常常因为对科学中立性的声张而获得掩护。中立性的理想对于发现概念中的权力实施是一种阻碍，因为它仅仅将权力的批判归类为政治议题，而没有把那些声称“不受任何影响的观察”者，那些躲在“标准程序”和“合理假设”保护下的人纳入进去。立场认识论指导人们首先从占统治地位的机制、实践和文化之外，转而从弱势群体的生活出发来制定问题，力求以此而为自然科学哲学和社会科学哲学提供系统的资源——一种“强方法”。立场论弃绝了认识论的基础主义和相对主义，很小心地既不完全认同，也不淹没他者的声音；它坚持，只有处于社会中的知识，只有局部的视角，才是可能的。那些从弱势群体的社会地位中产生的知识，对于自然与社会关系的理解，更少发生偏颇和歪曲。

唐娜·哈拉维关于客观性的反思出现于她在论述科学的生产（“技术性科学”，即“technoscience”）与文化的生产之间的关系这个深刻问题的背景中。她进一步发展了立场论的伦理和政治意涵，强调——而非隔绝——了对客观性概念的需要，（因为）它引发科学的自然图景和理性认知者的责任议题。她也证明知识的对象必须被重新概念化：

坚持伦理和政治秘密地或公开地为作为一个异质整体（a heterogeneous whole）的科学，而不仅仅是为社会科学中的客观性提供基础，它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授予世界“客体”以自主者/行动者（agent/actor）的身份……由此，对一个真实世界的报道，不再依赖于一种“发现”的逻辑，而是依赖于一种负载权力的“交谈”的社会关系（a power-charged social relation of“conversation”）。（Haraway 1991）

她提议，这样一个自主者可以被描绘成常常出现于美国西南部印第安人报道中的郊狼（coyote）^[7]或骗子（trickster），因为这一形象“暗示了当我们放弃征服，但继续追求精确性（fidelity），并始终知道我们会被自然所蒙蔽的时候，我们的处境”。

总之，令人吃惊的是，即使是最激进的、关于科学的主流哲学和社会研究，对性别关系的哲学影响所给予的关注也是那么的少。事实上，他们从社会领域中排除了这些关系。在这方面，以及在关注种族/帝国关系（race/imperial）的概念效果（conceptual effects）和自我反身/反射性（self-reflexivity）议题的更严格的理解方面，女性主义者的报道更客观。

女性主义在对权力与知识之间关系的关注中，科学地分析并促进了对启蒙理念及其政治后果广泛的批判性再检查。她们的各种面对后启蒙科学与科学哲学的尝试，已融入广泛的全球性项目中，并带来了更为民主的西方科学。然而，女性主义项目也完全是内在于西方传统的，因为她们正是从那里的一个古老项目中浮现出来并发展了它，那就是：批判强势阶层偏好的信念，以便阻止知识生产领域的“强权产生公理”（“might makes right”）^[8]。(www.daowen.com)

【注释】

[1]艾希勒（Eichler 1988）和怀利（Wylie1996a，1996b）对此发展做了极好的回顾。

[2]其中的第一卷为Tobach，Ethel，and Rosoff，Betty，Genes and Gender，New York：Gordian Press，1978。

[3]Hubbard，R.，Henifin，M.S.and Fried，B.（eds.），Women Look at Biology Looking at Women：ACollection of Feminist Critiques，Boston：G.K.Hall，1979.

[4]Hubbard，R.，Henifin，M.S.andFried，B.（eds.），BiologicalWoman — TheConvenientMyth，Cambridge：Schenkmcen，1982.

[5]Bleier，R.，ed.，Feminist Approaches to Science，New York：Pergamou Press，1988.

[6]此外，针对物理科学（the physical sciences），女性主义也有诸多批判，可参见Barad（1996），Keller（1985）的部分章节以及Potter（1989），Spanier（1995）和Traweek（1988）。

[7]郊狼，也被称为美国豺或草原狼，是犬在整个北美和中美洲的一个物种，包括巴拿马南部，北部通过墨西哥、美国和加拿大，在阿拉斯加和加拿大最北端的部分也有出没。

[8]参见Sandra G.Harding，“Gender and Science”，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Philosophy of Science），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1998，pp.152-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