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科学历史中流行至今的，关于自然界、科学家以及研究过程的性别隐喻（gendered metaphors）和模型，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呢？从培根（Francis Bacon）和马基雅维利（NiccolòMachiavelli）的作品开始，一直到当代的科学文本，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已经如此娴熟地表明了一种“自然界-她、科学家-他”式的语言。苏珊·波尔多（Susan Bordo，1987）、凯勒（Keller 1984）和卡洛琳·麦茜特（Carolyn Merchant，1980）向我们展示了，援引科学的“超男”（“hyper-masculinity”）意象是如何为早期现代科学中唯器官变化论者（organicist）“母亲世界”（“mother-world”）的缺失提供安慰的。她们和其他人都认为，这样的隐喻和模型帮助构成了科学论断的认知内容。

互动论者关于隐喻和模型的理论认为，这种具有社会意义的语言和概念是每个科学理论必不可少的部分。“自然是一架机器”不仅在启发性和教学上是有用的；它也告诉科学家如何将他们的理论发展到新的领域，以及，当观察证明是反对（理论）的时候，应在哪里做出修改。当机器变得越来越常见和自然，自然也同样地被经验为越来越机械化。而当隐喻变得更为常见时，它的常规功能就从明确的计划变成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同样地，把自然概念化为一个野蛮的和不守规矩的女人（如果男人想要能够掌控他的命运，则必须要驯服那个女人）——诚如马基雅维利所做的——，指导了科学家去赞同某些与自然的交道方式，也归化了（naturalizes）某些对待女性的方式。启蒙科学（enlightenment sciences）受到了这样一个错误观念的指导，即认为存在一个“赤裸裸的自然”（“bare nature”），科学家如果能揭去她用以隐藏其真实面目的面纱，也就能直视到它（“赤裸裸的自然”）了。但是，这个隐喻歪曲了我们对于“作为知识的一个客体的自然”（“natureas-an-object-of-knowledge”）如何总是已经被社会所建构的理解，因而也不会赞同那些被文化选择来投射在其（自然）秩序之上的合理、古老的恐惧，幻想或欲望。人们说着各种不同的隐喻、模型和概念框架，而自然的回应程度就跟人类与它的互动一样多，而且仅仅是那么多。

这样的性别编码出现于显然从巴门尼德（Parmenides of Elea）开始的古代的二分实践，一直到今天的建构“自我-他者”模式（“self-other”schemas）（被编码为“男性-女性”）：理性-非理性，逻辑-情绪/情感，文化-自然，动态的-静态的，心-身，成人-婴儿，抽象-具体，自治的-从属的/关系的/语境的，等等。倚靠这些符号体系可能导致压迫性的社会关系和对自然秩序的扭曲理解。毕竟，对男人和女人的本质而言，二分法在经验上是错误的。我们对自然的理解，从更宽广的隐喻阵列和科研过程中获益得更多，而从密闭于此种男性中心主义的隐喻许可中获益更少。

此外，几乎任何一个执著的女性主义者都一直在关心的事，是作为男性的中立立场的现代编码。如果最大化客观性（objectivity）和合理性（rationality）被概念化为要求中立性，并且，男性/男子气（masculinity）的定义部分地依据于其中立性（甚至于性别，因为“男人”和“他”被视作代表了一般的人类），那么，去想象女性也可以是客观的和理性的这一点就是一种矛盾了。这一点被如此顽固地保留着，即便是当她们的成就和男人们的成就不分伯仲之时依然如此。女性作为理性的、客观的思想者，没有说话的余地，因为那个地方已经被男性占满了。此外，那些科学的领域，被认为是最少受到社会价值和利益影响的，因而也最堂而皇之地成为男性的领地。恰恰因为它们被认为是最中立的，所以，物理学、数学和逻辑成了最男性化的智力场所。(www.daowen.com)

值得强调的是，这些关于性别隐喻和模型在科学中的作用的争论，并不关乎个人的特殊动机，而是关于机械论或唯器官变化论者的隐喻的作用的争论。在这里，重点并非男性中心主义的个人并不是议题所在，而是文化假设、恐惧、欲望、价值观，以及利益。被柏拉图（Plato）、马基雅维利、培根和笛卡尔（RenéDescartes）所用的这些隐喻和模型很有趣，因为他们所暴露的是关乎文化的东西：在这些东西当中，这些个人为想象中的观众建构起了属于他们的文本。

对这些扭曲的概念框架，应该做些什么呢？一个被广为分享的提议是，在自然、科学实践，以及科学史和科学哲学中恢复和重估女性，以便扩大科学的概念资源。如果自然的等级模型（hierarchical models）被追求性别或其他社会等级合法化的文化所偏爱，那么，我们就失去了理解那些自然秩序的“民主”面向（它们常常被编码为女性）的机会。如果研究的男性模型被偏爱，我们就失去了理解自然秩序的那些用女性方法可能被揭示的方面的机会。如果理性（reason）必须要与情绪/情感（emotions）分离，而客观性要与文化定位分离，那我们就失去了理解情绪/情感和文化可能在知识的增长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的机会。

另一个提议是，寻找那些不强调性别差异重要性的隐喻和模型，并指出那些强调性别差异重要性的隐喻和模型的局限性。这样，我们就可以有机会领会关于自然秩序的那些迄今为止都不那么明显的方面，同时破坏性别差异霸权的压迫性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