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过程的每一个阶段（包括对问题的挑选）上，都有男性中心主义偏见进入科学中。科学家将追求哪些问题作为研究目标这件事，在任何时候都是更少归因于科学家追求真理（无论它将会是什么）的个人选择，而更多地归因于他们的赞助商和文化这样一些优先因素。然而，流行的观念却一直认为，问题的选择不会影响到科学的认知和技术核心。

事实上，后库恩主义科学史和科学人种学已经极其详细地揭示了，在政治上有利的决策一定会影响到科研项目和方法的选择。譬如，一个问题的一种问法是这样的：如何鉴定癌症最直接的生物学原因？而另一种问法则是：如何鉴定癌症诸多原因中最强有力的、环境中的致癌物？那么，可以肯定，从两个研究结果中得到的关于自然与社会关系的图景将会非常不同。聚焦于生物学原因，支持的就是医学/药物研究者、烟草制品、垃圾食品与肉品工业，以及工业与军事污染者的利益与价值；而聚焦于环境原因，支持的则是他们的批评者和环境研究者的利益与价值。没有哪一条路径可以是利益中立的（interest-free）。

女性主义者们辩称，我们关于自然与社会世界的集体性知识（collective knowledge）不成比例地表现了那类代表着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制度利益的问题，它们的兴趣在于增加利润，实现社会控制最大化，使等级体系的权威和现状合法化，从而发展处于优势群体中的男性价值观与利益，而这常常是以牺牲穷人、女人、少数人种和民族，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穷人”的价值观与利益为代价的。科学所乐意采用的揭秘自然秩序的模式和内容，也不成比例地反映了统治集团想要知道什么，以及不想要知道什么。(www.daowen.com)

面对这个问题，所有的女性主义者都提出建议说，科学共同体应该变得更兼容科学理性（scientific reasons）和社会公正（social justice）。由于受害者总是倾向于对（哪怕是不那么明显的）歧视要更敏感些，因此，她们的出席和批判性分析有可能会改善科学的能力，使其达到对自然的表达更少偏颇和歪曲。然而，这样的策略就其本身而言，其有效性也颇为可疑：当来自边缘人群的个人仅仅是被插入统治集团以及常常只是抵制制度，而不带来任何其他改变的时候，边缘人群的关注点会倾向于保持其被边缘化。

有些女性主义者就此提议了一个额外的策略，可能可以系统地帮助消除科学对自然的表达中的歪曲——这些歪曲是由男性中心主义、欧洲中心主义，或由科研共同体所共享的其他价值观与利益（以及通常地，由他们的文化）所制造的。她们提议的策略就是，首先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制度和科研律令（research disciplines）的概念框架的外部，也就是说，从那些为这些制度和律令的运作承担着不成比例的成本份额的人们的生活立场出发，来概念化科研项目。立场认识论（standpoint epistemologies）从而指导研究者从女性的生活（这里的“生活”是个复数，因为“女性”是一个和“人类”同样多样化的范畴）开始进行研究，形成科研的问题。这一“方法”是一个集体的和政治的进程——一个社会性的和科学上的成就，而不是女性经验或女人们过着“女人的”生活自动产生的结果。在某种意义上，她们正在提议一种发现的逻辑，以追求更准确的（因其利益平衡）、对自然与社会关系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