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首先提出的问题是：作为生物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结果的性别歧视和男性中心主义的缄默与歪曲，仅仅是“坏科学”的后果吗？还是说更糟糕，它竟然也是所谓“标准科学”的后果呢？

女性主义者（如Harding，1998）根据对上述问题两种答案的选取而将分别喜好以上两种不同观点立场的人群加以区分，并将前者归类为经验论者（传统科学哲学阵营），将后者则归类为后经验论者（反传统科学哲学阵营）。当然，女性主义者也认为这一分野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总体上认为对图谱的两极做这样一番特征的界定还是很有用处的，因为她们就是据此来思考这个问题的。

第一种，经验论者的观点，倾向于选择上述两种可能性中的第一种。他们相信，在任何一个学科领域中的好的研究，其现有的原理（principles）都没有问题；或者说，解释的经验主义逻辑（an empiricist logic）没有任何问题。问题只在于，研究者们并没有足够细致、小心地遵循它们（现有的原理和逻辑），仅仅根据男性的数据就来概括整个人类的状况，从而假设女性通常在生物功能上是未成熟的或者病态的，或假设只有男性已经进化好了——像这一类的论断，只不过是“坏科学”的例子而已。

这个阵营中的哲学家，常常会转而去批判那些认为认知者是抽象个人的传统假设，并强调可说明性（accountability）对于一个认知共同体（epistemic community）的重要性。不管他们的关注点是什么，这个阵营的特点就在于他们坚持把其研究项目牢牢安放在经验论传统之中的强烈意图。对他们来说，女性主义提出了新的议题，扩大了研究的范围，并揭示了在其行为和哲学规划中增强细致性的理由；但在根本上并未撼动研究与解释的那个经验主义逻辑。

而另一个不同的阵营则认为，自然科学中的性别问题是不可能通过经验主义的途径而被充分理解或解决的。(www.daowen.com)

这就涉及上述第二种可能性的选择者，后经验论者（包括立场论者，如希拉里·罗斯（Hilary Rose）、桃乐茜·史密斯（Dorothy Smith）；同时吸收了后结构主义资源的立场论者，如南希·哈索克（Nancy Hartsock）；以及没有给自己冠以特殊名称的论家，如唐娜·哈拉维、桑德拉·哈丁、伊夫琳·福克斯·凯勒等。

这整个的议题范围将女性主义的后经验论者与其他的后经验论者区分开了。但关于整个议题的讨论方式，即便是在这些女性主义后经验论者自己的阵营内部，也是各有分歧的。从哲学上来看，有些女性主义后经验论者更为保守些，而有些则更为激进些。但是，她们都有一点怀疑，即，在无论是研究还是解释的标准“逻辑”中，是存在一些问题的。男性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和利益并不仅仅是偶然地出现在研究的结果中；它们同时也在科学的认知和技术核心中扮演角色，而该核心在启蒙时期的观念中，则被坚信为是免受一切社会因素影响的。如果这些价值观和利益可以渗透入科学的认知核心——科学的“方法”以及正式论断的集合——那么，仅仅是更小心谨慎地遵循现有的科学方法、理论和标准就远远不够了；相反，这些特征就必须被转变，如果我们想要让研究的结果免于被歪曲的话。同样，那些试图依赖于专家共同体——认知的或科学的共同体——的鉴定能力的补救办法也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恰恰就是这些共同体，没有能够察觉到他们自己所共同享有的男性中心主义假设。

总之，后经验论者认为，所谓“标准科学”是有问题的，它们需要以更为激进的方式才能加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