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最早的女性主义科学批判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聚焦于科学社会学的批判。虽然禁止妇女参与科学的正式障碍已经排除，但是，女性主义者们依然辨认出大量非正式的障碍。它们在整个科学领域中助长了妇女的被代表和非权威地位，特别是在自然科学中，妇女代表更是少得可怜。这些障碍（其中有很多是专业科学协会已经意识到了的）包括：在大学生和研究生课程中，对男女生实践的认可度是有区别对待的；对女性研究生给予技术资助、经济资助和政府补贴的途径都更少；学历相仿的男女，女性的“再投资可能性”更低；雇佣当中的性别歧视（重男轻女）等。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女性主义分析已然表明，社会进程影响着科学，塑造着科学的特征。对此的研究既有助于发现基于人种、种族及文化等因素而产生的上述障碍（Collins 1990；Harding 1986，1991）；也有助于揭秘科学“内部的”社会安排（包括研究项目中认知权威的划分），科学内部与科学各个学科之间的权威等级的划定，等等（Addelson 1983）。

以上议题，在科学认识论、科学哲学的传统（或所谓“正统”）中被认为与己无关，所以，科学哲学很少关心这些。但女性主义科学哲学家却不这么认为，她们主张那些向来被视为“外在于”科学的因素，包括科学家的社会身份和环境中的价值观等，无不影响着科学研究的方向乃至实际内容。

女性主义研究者还指出，我们不能天真地认为科学内部的社会过程（比如，同行评审和筹资机制等）就能确保最有前途的理论假说和研究纲领最终能得到资助。各种科学元勘学科中的研究业已表明，诸如权威等级和保守主义等因素在促成这类结局的产生上起着决非偶然或无足轻重的作用（相反，有时候甚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Addelson 1983；Harding 1986；Longino 1990；Nelson 1990）。

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女性主义科学家和科学历史学家开始把目光转向科学的内容。社会科学和心理学界的女性主义学者在她们的学科当中辨认出了男性中心主义，包括在研究目标、研究问题、方法、组织原则和理论中，都有它的存在。在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等领域，女性主义学者批判了这样一种对社会生活的表述和方法论路径——这种表述和方法论强调了男人的行为和活动是属于所谓公共领域和“文明”性质的，而女人的行为和活动（或明显或隐晦地）归属于所谓私人领域和生殖活动，从而被视为“自然的”和不变的。女性主义社会科学家还批判了她们学科的主流研究，因为其核心问题从来都是漠视与妇女相关的议题，诸如工作场所的性别歧视以及对妇女的暴力等。

女性主义社会科学家认为，这样一种对社会生活的特征刻画，它的问题不仅在于从经验上看是不充分的，是忽略或歪曲了女性在种姓和阶级维度上的可变性，以及像家庭暴力之类的现象；更成问题的是，它将男人跟文化、文明和生产（production）相联系，而将妇女跟自然和生殖（reproduction）相联系。通过在理论上将这些关系一分为二，他们就掩盖了这些领域之间实际的、至关重要的互动关系。比如，对20世纪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主流解释从不说明妇女在所谓私人领域内的无偿劳动实际上维持着该结构的关键特征（Hartmann 1981）。同样地，女性主义人类学家也指出，很多对“采集-狩猎”社会的人种志研究仅仅将目光聚焦于男人的狩猎活动（Rosaldo&Lamphere 1974）。对男性中心主义的研究问题、方法和假说的开创性分析，还得归功于女性主义社会学家（Smith 1974）、历史学家（Kelly-Gadol 1976）和人类学家（Rosaldo 1980），包括对人类进化的男性中心主义说明（Slocum 1975；Tanner&Zihlman 1976）^[1]。(www.daowen.com)

在心理学中，女性主义学者则发现了三个普遍问题。第一，关于心理发展和心理成熟，有影响力的模式都建筑在仅限于男孩和男人的实证研究基础上。第二，存在这样的假设：妇女的心理发展的轨道是“缩短了的”或“不正常的”，因为它不符合那些（男性）模式（Gilligan 1982）。第三，致力于为所谓数学和空间能力的性别差异寻找物理原因（比如，脑半球的偏侧优势）的研究，常常表现出具有男性中心主义假设和循环论证的特征（Bleier 1984；Star 1979）。

这些批判对于女性主义科学哲学的出现所具有的意义或影响不容低估。它们在主流的和可靠的科学研究当中辨认出受当前社会与政治语境形塑的假设（比如，男性中心主义的假设）的作用，辨认出它们对广为大众接受的科学假说和理论起到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也辨认出科学研究在反过来加强社会与政治的实践中也起着重要作用。此外，这些批判决不仅仅满足于消解、否定性的批判，它们常常也建设性地提出在研究重点、理论假说和方法论等方面的替代方案，或者能引领其发展（Stanley& Wise 1983；Fonow &Cook 1991；Reinharz 1992；Wylie 1996b）。最后，它们对于女性主义在对生命科学和生物-行为科学（bio-behavioral sciences）中的男性中心主义所作的调查研究而言，也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

女性主义对生物学和生物-行为科学研究的早期批判往往集中于那些力图根据生物学基础来建立或解释男女之间感知差异（perceived differences）的研究；那些将刻板的性别图式（比如，男性是统治的和侵略性的；女性则是被动的）强加在非人类物种的行为和社会组织上的研究；以及，那些把行为中所谓的性别差异当作一种超越文化、超越种族的普遍性，并拿它来作为行为的生物学起源的先验证据的研究。这种现象不足为奇。女性主义科学家已经对男性中心主义或性别歧视在内分泌学（endocrinology）、经验心理学（empirical psychology）、生物社会学（sociobiology）、进化生物学（evolutionary biology）、灵长类动物学（primatology）及动物社会学（animal sociology）等学科中如何影响并形塑研究的问题、假说以及对研究结果的解释进行了详细分析。这类批判的代表作有四卷本的文集《基因与性别》^[2]，以及选集《女人看生物学如何看女人》^[3]、《生物学意义的女人——一种方便的神话》^[4]和《科学的女性主义路径》^[5]。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女性主义科学家的批判已经大大扩展了其范围，新的批判对象包括：两性异型（sexual dimorphism）和男性中心主义在不直接涉及解释性别差异的生物学研究中的作用（Hrdy 1981；Longino&Doell 1983）；在生物-行为科学中对统治性人际关系的强调；以及对生物发展进程做线性的和等级因果关系的模型假设（Hubbard 1982；Keller 1983，1985）。同样地，她们在批判的同时，也向被批判的假设和模型建议了建设性的替代方案，诸如：其他物种间社会交流与组织的更复杂的模型（Haraway 1989）；特殊的生物学进程的更复杂的模型（Bleier 1984；Fausto-Sterling 1985；Longino&Doell 1983）；以及，强调“秩序”（“order”）而非强调律法性（law-like）关系的自然关系模型（Keller 198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