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哈丁在对女性主义科学哲学的回顾中总结其大致经历了如下三个发展阶段^[15]——

在后启蒙科学哲学的第一阶段，女性主义提出了关于性别关系如何也形塑了科学及其哲学的议题。

第二阶段聚焦于一门或另一门具体科学。因为，此时的女性主义科学哲学家认为，事实表明笼统的科学太复杂，不可能对之有任何全面的哲学断言。这一阶段的参与者有伊夫琳·福克斯·凯勒（Evelyn Fox Keller）（她的著作关乎物理学和生物学），海伦·朗基诺（Helen Longino），伊丽莎白·洛伊德（Elisabeth Lloyd）及其他人（她们涉及的是生物学）。与此同时，科学的实践与文化的人种论也被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制作出来，比如，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关于20世纪灵长类动物学的著作（Haraway 1989），以及沙伦·特拉维克（Sharon Traweek）关于当代物理学的著作（Traweek 1988）。此外，女性主义政治理论家关于社会科学中的哲学议题，通常被认为也与自然科学相关。(www.daowen.com)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的第三阶段，产生了一次关注更为一般的哲学问题的复兴。这一阶段的发展理应被理解为积极地吸收、利用和整合了前两个更早阶段的研究成果。此外，这一阶段的研究也明显汲取了来自文学的资源和对于再现（representation）、叙事（narrative）、话语（discourse）及修辞（rhetoric）的其他文化分析。因而，也呈现出更为鲜明的后现代主义色彩和多元化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