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要追溯女性主义科学哲学的背景与缘起，必须得涉及（至少）两个领域所发生的理论发展与路径转变，以及它们之间发生的结合——简言之，即科学哲学的转向与女性主义的发展产生的交集。

首先，如前所述，在当代科学哲学内部的发展中出现了重要的范式转变，这种转变对于改变人们通常对科学以及科学知识的理解渐渐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20世纪60年代，有一种观念越来越被接受，那就是：科学论断未必能反映出一个纯粹的、客观实在的世界。科学的过程不是一目了然、显而易见的；它们必定允许文化的和社会的价值观与利益的渗透，后者因而很可能影响着科学对自然秩序进行描述与解释的过程。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带有社会性别（gender）色彩的价值观和利益也就同样可能（且很可能已然）形塑科学的实践与论断。

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启蒙时期的科学观已经被观察渗透理论的观念大大削弱。人们开始意识到并接受：我们的信念构成一个网络，以致在原则上，没有人能免受影响。此外，在科学中，哪怕是被我们认为最好的理论，也必定是未被充分证明的，因为任何的证据集合都有可能被用来证明理论。这样，经验证据就不再能被视为证明理论的根本性因素和客观性的唯一依据了。于是，在科学体系的程序中，信念的排序发生了松动和变化（或者说，信念因素正式开始被合法纳入科学体系之中）。这个变化允许了价值观与利益的因素在科学实践与论断的整体结构中发挥作用——当然，这种作用既可能是推动，也可能是阻碍了知识的增长。进而，再也没有什么好的理由去假设科学的统一了。因为，无论是物理学正式陈述的自然法则，还是理应为其奠基的逻辑，就其都有意无意地否定和抹杀了价值观与利益的作用而言，都不能被视为根本的和彻底的。换言之，科学必定深嵌于它们周围的文化之中，或者说——这个观点后来被改变为这样一种表达——科学与它们（文化）共同被构成。这些发现使得科学很难再维持一个神圣而“不食人间烟火”的形象，仅仅被科学哲学作为实验室里的对象进行静态研究；从此，科学也就再不能免受来自历史学家以及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政治理论家乃至文学评论家的正当审视了。毕竟，对于大大拓展了视野和转变了路向的科学哲学而言，有什么是不能解释科学成功的原因的呢？

这，就是后启蒙科学哲学（post-enlightenment philosophy of science）时期。(www.daowen.com)

其次，到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妇女运动已经发展出了有力的、对社会关系中几乎所有其他方面的性别分析。那么，这样一个情形能为阐明科学实践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提供什么资源呢？女性主义理论家开始对科学问题及其哲学研究发生兴趣。其结果就是，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分析，表明性别歧视和男性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和利益是如何形塑了科研项目，以及如何令其不仅对性别关系，而且对科学和哲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幸的结果。同时，女性主义理论家们还检测了其他的价值观与利益（也就是那些持性别中立观的，以及从女性的生命发现中汲取资源的），看它们是否以及如何能够产生有益的（或相对于男性中心主义而言更为有益的）影响。

对于女性主义科学哲学家们来说，女性主义科学家的研究与分析，以及科学哲学工作所积累的成果，都为其提供了实质性的理论基础。其实，女性主义科学家们本身也常常会讨论那些科学哲学传统所关心的议题。完全有证据可以证明，最初的那些被准确地描述为女性主义科学哲学的研究，正是由女性主义科学家们提供的，包括客观性的本质、认知价值及其他价值在科学实践中的作用，以及“是什么构成了‘好的’科学和‘好的’科学哲学”这样一些问题，都是女性主义科学家和哲学家们一直在探究的。她们想要弄清楚，这样一些问题的发展，对科学哲学来说意味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