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科学哲学（feminist philosophy of science）^[1]在西方学术版图上的位置，若以最宽泛的方式来区划，可理解为科学哲学与女性主义理论的交集；而据林恩·汉金森·内尔森（Lynn Hankinson Nelson）更为细致一些的说法，它处于科学哲学与女性主义科学研究相交的地方^[2]。至于其内容，则完全可借用桑德拉·哈丁（Sandra G.Harding）最为简洁的表述来概括，即“对科学哲学进行基于性别（gender-based）的分析”^[3]。由此可见，女性主义科学哲学本质上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

至于这一跨学科领域是如何发展起来的，不妨先来看一看内尔森在其“女性主义科学哲学”一文中，用精炼的语言描绘的一则人们常常乐意接受的、带有“进化论”色彩的故事——

起初，强调的重点在于科学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science），特别是关注于那些非常明显的“外部”现象，有力地揭示了妇女在科学领域中相对缺少发言权和有利地位的状况；而后，发展为女性主义科学家们对科学学科中带有男性中心主义色彩的研究问题、方法与理论所做的批判，以及她们所提出的、建设性的替代方案；进而，更为广阔地关注到科学内外的社会历程之间的关系，以及科学的方向和内容；最后，对科学哲学，包括科学哲学中的那些成熟理论进行批判和分析，对由女性主义科学学者（feminist science scholars）所提供的方法加以发展。（Nelson 2002，312）

显然，这样一个版本讲述的是一个“由外而内”、“先破后立”的故事。据内尔森的评论，这种“便捷”的思路有利有弊。它的好处在于：它对导致了女性主义科学哲学最终产生的一些重要因素的发展做了一个颇为有用的介绍；而且，对于旨在勾勒出女性主义科学哲学核心问题的实证性研究来说，也不失为一个实用的入门指南。而它的弊端，就如不少女性主义科学哲学家^[4]所指出的，在于这样一个故事版本同样也是令人误解的，其原因主要有如下两点——(www.daowen.com)

首先，它把女性主义科学哲学的发展描述为是一些分散的、似乎可以轻易分割的“阶段”；同时又把女性主义科学哲学的特征描绘成在每个阶段上都有清晰可辨的、不同的重点和问题。从某种深层次的意义上说，此种对学科的理解方式不仅与女性主义科学哲学的学术旨趣大相径庭，而且因其基本体现了传统认识论所持的那种直线进步和镜像反映式的信念，故而恰恰位于后者集中批判的对象之列。女性主义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们发现，要在科学认识论和那些影响与刻画了科学的社会历程之间坚持做传统的边界区分是很难的。比如，就以男性中心主义假设为例，它存在于大量的研究项目中，对于挑选值得被研究的问题、方法论假设，以及理论假说的成型过程无不起着影响作用——女性主义学者已经将这一点作为一个证据，证明在科学家认为有效的证据范围和塑造着科学共同体^[5]的社会历程与非认知性的价值观之间，是存在着某些关系的^[6]。当然，至于这些关系的精确本质究竟是什么，依然是有待女性主义科学哲学继续研究的议题。

其次，这一故事的问题还在于，它忽略了科学哲学的发展对于女性主义科学哲学的核心问题和方法所产生的重大影响。而一些重要的女性主义科学哲学家，诸如哈丁和怀利（Alison Wylie），在对该学科历史起源的回顾中都提到了这些影响：如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的“观察渗透理论”^[7]思想、“有效证据不足以证明理论”^[8]思想，以及对各种形式的整体论（holism）^[9]的辩护等，它们都对逻辑实证主义^[10]、经验论⑪以及卡尔纳普^[12]（Carnap）、亨佩尔^[13]（Hempel）、内格尔^[14]（Nagel）等人工作中的关键内容及其特征发起了挑战（Harding 2000；Wylie 2000）。可以说，女性主义科学哲学家正是在及时地利用这些挑战并扩大其应用范围的过程中才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学科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