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CPM模式的领导概念

CPM模式的领导概念，是基于组织机能的领导行为理论（即PM理论）。任何一个组织都有两种机能：一种是组织目标的达成机能；另一种是组织的维系和强化机能。前一种机能可以简称为P，后一种机能可以简称为M。作为一个组织领导者，就是执行组织的这两种机能。由此，领导行为就是由特定组织的领导者所代表的组织机能的表现。不同强弱的P因素和M因素可以组合成四种不同的领导类型，从而将领导划分成PM、P、M和pm四种类型。

早期西方的领导理论，仅停留在这两种机能概念上。但是，凌文辁等人认为领导行为与领导效果不能分开来考察。领导效果不仅受组织机能发挥好坏的影响，而且也受领导者个人品质的影响。因此，领导行为不仅是领导者所代表的组织机能的表现，而且也是领导者个人品德的外在表现。所以，领导行为的概念应该既包括组织机能因素，也包括领导者个人特质因素。他们提出的CPM模式正是这一种新的领导概念的反映。CPM概念既不是单纯的领导特质理论，也不是单纯的行为理论，而是两者的有机结合，同时也包含了情境理论的思想。

（二）CPM理论的动力学

CPM理论既然是研究领导力，就应该有其动力学机制。其中P是完成组织目标的机能，是领导者的工作能力的反映，包括压力因素、计划性因素和专业性因素。为了完成组织目标，不仅要求领导者有周密可行的计划，精通专业知识，有强有力的组织能力，而且要求领导者规定各级职责范围和权限，制定工作所必要的规章制度，限定下级完成任务的期限，协调各方面的工作，对执行情况进行检查等。这一切都是实现组织目标所不可少的领导行为。

M是维系和强化组织的机能，是领导者人际能力的反映。领导者在执行P机能的过程中，往往会给被领导者造成压力，使下级产生紧张感和不满情绪。这种不满的积累将引起被领导者的心理抵抗。M机能的作用，就在于通过领导者对被领导者的体贴关怀、信任尊重、激励支持，给下属表达意见的机会，激发下属的自主性和自信心，满足下属的社会性需求等做法，来消解上下级关系中不必要的紧张感，缓和工作中所产生的对立和抗争，以维护组织的正常运营，保证组织目标的实现。因此，M机能是维持组织生存和发展所必要的。

C机能起着一种模范表率的作用。众所周知，领导是一种影响力，领导者通过所占有的职位和权力以影响被领导者，使他们去实现组织目标。P机能和M机能可以看作是领导者执行这种领导职能过程的直接影响力，而C机能则是领导者的间接影响力。由于领导者的模范表率行为，一方面可使被领导者在工作中的不满得到解除，从而获得心理上的平衡和公平感；另一方面，领导者的模范表率行为，通过角色认同和内化作用，可以激发被领导者的内在工作动机，使其努力地去实现组织目标。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领导者的模范表率行为对被领导者来说，是一种无声的命令，其影响力往往胜于命令、指挥、控制和监督。可以认为，C机能对P机能和M机能起着一种增幅放大的作用。

C、P、M三者的作用机理见图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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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1　CPM模式图

（三）CPM领导模式的文化根源

任何领导行为理论都不可能与其社会文化背景脱离。在不同文化背景的领导行为评价模式中，既有相同的成分，也会有不同的成分。前者反映了管理的共性内容，后者反映了由于文化的差异而形成的特质性。中国与西方的文化背景相异，国情不同，对领导行为的评价也会有所差别。CPM的研究结果表明，在领导行为评价上，中国与西方模式是存在着差别的。这种不同，正反映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表明CPM模式具有中国特色，更符合中国的国情和文化，因此可称为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中国模式中增加了“品德”因素。关于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凌文辁等人做了如下解释：

第一个原因与我国干部政策的要求有关。在中国现行的“干部”体制中，干部的选拔和评价首先都强调品德因素。共产党的干部不应该当官做老爷，而应该是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因此，我国干部的选拔和考核必须强调德的标准，即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原则。

第二个原因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道德伦理观念有关。自古以来，中国人对人的评价都强调“德才兼备”，特别重视人的“德”的方面。老百姓对刚正不阿、不谋私利、秉公办事、德高望重的清官，倍加称颂，而对欺压百姓的贪官污吏，深恶痛绝。这种伦理观至今仍然深深地影响着现代人的思想，一个领导者如果在德的方面很差，尽管他很有才干，也很难得到人们的拥护。因为那些歪才恶德的贪官，给国家、社会、百姓所造成的危害和灾难是不可估量的。

第三个原因与中国的法制不健全有关。西方国家经历了几百年的资本主义制度，资产阶级的法制观念已深入人心，领导者的行为往往受到法律和规章制度的约束，违法行为将受到法律制裁，因此，德的问题并不成为评价领导者行为的特殊标准。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封建意识还根深蒂固，一下子难以根除。长期形成的裙带关系、公私不分、任人唯亲、重私情等习惯还侵蚀着相当一部分人的思想。目前我国的法律和各项规章制度尚不健全，它们对领导干部的约束性还有不少漏洞。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在评价一个领导者的时候，不能不考虑德的方面，因为品德高尚者才能自律。

第四个原因与中国的集权体制和中国人的国民心态有关。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中央集权国家，各级领导者的权力过大，缺乏监督机制，一旦当上领导，就不容易下台。这种体制更增加了领导的“权威性”，使其主宰着被领导者的命运。如果领导者的德不好，就容易滥用权力，以权谋私，使国家受损，百姓遭殃。因此，中国人总是把希望寄托于开明的领导人身上，期望那些“德高望重”的人来当领导，以抵消“官本位”带来的弊端。这一切，都使得领导行为评价的中国模式不同于西方模式，CPM模式正是反映了领导体制上的中国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