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离效果”或称“陌生化效果”，即破除幻觉的表演方法，是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倡导的一种演剧理论和方法，也是其创立的“叙事体戏剧”关乎表演美学观念的重要思想。

布莱希特在《戏剧小工具篇》中指出，演员必须把他学到的能使观众对他塑造的形象产生感情一致的东西都放弃掉，不能完全彻底地转化为角色，出于对角色的迷醉状态，自然也就不能使观众出于对剧情的迷醉状态，从而保持观众审美过程充分的理性和客观。由此可见，让演员与角色保持一定的距离的理论，目的在于使观众能够从容不迫地欣赏艺术，观察并思考人生。

“间离效果”包含着双重意味，即演员与角色的间离以及演员与观众的间离。演员与角色保持若即若离的状态，他们既要善于模仿复杂多变的人物性格，又不要完全转化为所描述和扮演的人物，而以一种“见证人”的身份不失时机地叙述对所发生事件的态度，使自己始终与所扮演的人物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就像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给他人描述一个人所做的离奇事情，或者一件离奇的事件中多个人的表现，不必去扮演那些事件中的人物，而只要“艺术”地加以叙述，对方就可以明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这样的叙述中既有表演的成分，又不是完全的扮演，观众不会把叙述者完全当作事件中的角色。

在“叙事体戏剧”中，演员在塑造角色时，与剧中人物的情感产生共鸣是允许的，然而演员不能以情感共鸣为满足，这个共鸣的过程是间断的，不是持续的。演员一方面保持对角色的共鸣，另一方面需要时刻准备跳离剧情，与角色“间离”并向观众叙述、歌唱、跳舞、表演。这便是布莱希特的“间离的”表演方式。这种表演与评弹艺术的表现形式非常接近。评弹演员一人饰演一角或者一人饰演多角，其共同之处在于演员从他所扮演的人物中自由地跳进跳出，发表评论或进行叙述。

这种新观念导致了对于代表幻觉戏剧表演形态的“第四堵墙”的破除。“第四堵墙”表演美学观念的发生，源于对舞台“三向度空间”的实体联想而产生。其作用是试图将演员与观众隔开，使演员忘记观众，做到“当众孤独”。这一表演观念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戏剧中依然被沿用，他早期的很多戏剧，干脆就将一些柜子背对观众摆放在舞台台口，用以提醒观众那道“forth wall”的存在。“第四堵墙”的提出，是表演美学观念历史变过程中异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其主要的贡献在于强调精确和直接的社会观察，指出环境和事件之间的关系，对于舞台布景的改造和舞台细节的注重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也引发了表演、导演、舞台设计等各个方面的改革和试验。但是，以“第四堵墙”为标志的自然主义演剧的美学理论，很快便受到质疑。有学者甚至认为“第四堵墙”的提出源于一种错误的推理以及对戏剧史和心理学的无知。在自然主义最盛行的时期，斯特林堡在《朱丽小姐》的前言中对“第四堵墙”就表明了不同见解：换句话说，这里根本没有什么根本性的改革，只是一些小小的变动，因为把舞台看成一间第四面墙不存在的屋子，也就是让部分家具背向观众席，至少在目前看来是有干扰作用的^[8]。(www.daowen.com)

除了斯特林堡之外，作为评论家的约翰·道尔曼的论述则更显深刻。他说：人在脑袋后面不长眼睛，他的视野只限于见到他环境的大约四分之三。室内景的程序并不是想象的第四堵墙的形式，而是说明了视野的限制。大幕升起不是升起一堵墙壁，而是一段故事的开始—它是时间性的，而非空间性的。

布莱希特认为第四堵墙—这一象征着西方写实戏剧的重要概念必须废除，他在中国戏曲的演剧形态中看到了非幻觉戏剧的演出样式。他说：中国戏曲演员的表演，除了围绕着他的三堵墙之外，并不存在第四堵墙。他给人以一种感觉，他的表演在被人观看。这种表演立即背离了欧洲舞台上的一种特定的幻觉。观众作为观察者对舞台上发生的事情不可能产生视而不见的幻觉。欧洲舞台上已经发展起来的一系列丰富的技巧，把演员隐藏在四堵墙中，而各种场面安排又让观众看清楚，这种技巧就显得多余了。

为了产生间离效果，布莱希特在编剧方法上经常把一系列互不连贯的、插曲式的场面组织在一起，而不采用传统戏剧中的“悬念”手法，或运用开场白，由说书人对事件和人物进行评论，或由剧中人直接向观众讲话。他经常采用平台、台阶、支架和标语牌来说明剧情发生的事件和地点，目的是使观众相信自己是在剧院里，而不是在剧场创造的幻境之中。布莱希特指出陌生化的演剧方法应该在演员、角色、观众三者之间确立一种辩证的关系。即演员高于角色，驾驭角色，两者存在间离，观众则保持理性的欣赏艺术、评价事件的立场。观众不再是舞台演出中情感迷醉的共鸣体，而是思考和判断的主体。演员既表演人物的行为和意识，又超出角色之外成为角色的叙述者和评论者。这样的表演方式，其难度在于演员必须有娴熟的表演技巧和清醒的评价意识，在快速地进入与跳出、同化和间离的微妙平衡中，既扮演角色又传达出演出者的主观评价。看过柏林剧团演出的评论家认为，布莱希特的妻子海伦纳·魏格尔所饰演的大胆妈妈最接近布莱希特表演艺术的美学理想。她以高度精确的动作和语调，准确地表现了大胆妈妈的行为和意图；但她那冷静、轻松、稍带讥诮的态度，既不离开角色，又超出了角色的范围，清晰准确地展示了大胆妈妈一生遭遇的可悲、可怕及其所引发的思考。

戏剧几百年来以迥然不同的方法实现着同一种演剧效果—“共鸣”。布莱希特反对“共鸣”的方法，反对演员与角色完全相融，也不赞成仅让观众产生单纯的共鸣感觉。他认为幻觉的因素越多，越不能使观众相信，对现实世界的一味模仿，只能使观众亲自经历一个“暂时的”“偶然的”“逼真的”事件，这种情形强迫观众从中受到鼓励或者教益。为了达到陌生化效果，布莱希特为演员的表演规定了三种辅助手段，即：采用第三人称、采用过去式、兼读表演指示和说明。布莱希特的陌生化效果的立场是一种社会批判的立场。因而，在事件的布局和人物性格刻画方面，演员把那种同社会势力有关的特征突显出来。这样一来，演员的表演成为同他面前的观众所进行的一场关于社会语境的叙述和对谈，通过这种叙述进一步鼓励观众按照自己的阶级属性来辨析人类社会和外部世界。虽然其表演理念和方法与斯氏不同，但其美学思想皆源于艺术家的社会责任及历史使命，虽方法殊途，然精神同归。因此，“间离”方法是一种极其深刻的现实主义表演方法，它带给观众的是演员对戏剧人物细致入微的剖析，展现了最深刻的真实的本质，并形成了朴素、诗意、冷峻的艺术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