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传统戏剧中，京剧是具有全国性、典型性的剧种之一。其剧目之丰富、表演艺术家之多、剧团之多、观众之多、影响之深均为各剧种之冠。虽然京剧形成于北京，但并不是北京土生土长的戏曲，它是在进入北京的徽剧、汉剧的基础上，吸收昆曲、弋腔、秦腔和一些地方小调的精华，又结合了北京的语言特点，逐渐融合、演变而形成的剧种，迄今已有近两百年的历史。

（一）徽班进京到徽汉合流

京剧前身是清初流行于江南地区，以唱吹腔、高拨子、二黄为主的徽班。徽班流动性强，与其他剧种接触频繁，在声腔上互有交流渗透，因此在发展过程中也扮演了不少昆腔戏，还吸收了罗罗腔和其他一些杂曲。清乾隆五十五年，乾隆皇帝八旬大寿，全国各省有名的戏班都被召进北京演戏庆寿。安庆三庆徽班的名旦高朗亭应命率班进京祝寿，随后，四喜、春台、和春等戏班接踵而至，名噪一时，被统称为“四大徽班”。

乾隆、嘉庆年间，北京文化荟萃，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各剧种艺人聚集。北京舞台昆腔、京腔、秦腔三足鼎立、相互对峙。徽班到京，首先致力于“合京秦二腔”。徽班发扬其博采众长的传统，广泛吸收秦腔的剧目和表演方法，同时继承了众多的昆腔剧目及其舞台艺术体制，因而在艺术上得到迅速提高。同时，“四大徽班”的演出也是各具特色，三庆的轴子，四喜的曲子，春台的孩子，和春的把子，满足了广大观众的欣赏要求。

徽班成长发展的过程，也是它向京剧嬗变的过程。这一嬗变的完成，主要标志是徽汉合流和皮黄交融，形成了以西皮、二黄两种腔调为主的板腔体唱腔音乐体系，使唱念做打表演体系逐步完善。

汉剧又名楚调，是流行于湖北的地方戏。清嘉庆、道光年间，先后有米应先、余三胜、谭志道等汉剧演员进入北京。当时徽班声势浩大，汉剧很难与之抗衡。汉剧演员大都加入徽班，在徽、汉演员的共同努力下，逐步实现了西皮与二黄两种腔调的交融。有些戏开始兼唱西皮和二黄，甚至在同一唱段中先唱二黄，后转西皮，并能相互协调，浑然一体。声韵方面，形成“中州韵、湖广音”的格律，字声间杂京音、鄂音，兼用北京、湖北两种四声调值，分别尖团字音，按照“十三辙”押韵。徽、汉两调经过近20年的互相吸收、融合，又从昆曲、弋腔、秦腔不断汲取营养，最终形成了京剧。(www.daowen.com)

（二）名角制到流派纷呈

京剧自形成后，发展十分迅速，进入19世纪50年代，日渐成熟。京剧在剧场、剧目、班社、演出等方面都进行了革新和改进，特别是随着舞台条件的改善与舞台艺术的提高，表演艺术日趋完善，各行当的优秀演员大量涌现，名角制开始形成，整个京剧舞台呈现出一派兴盛景象。京剧表演艺术大师谭鑫培是本时期优秀演员的杰出代表，而且是京剧史上对发展京剧表演艺术做出划时代贡献的艺术大师之一。此外，小生和武生有王楞仙、德珺如、俞菊笙，旦行有梅巧玲、陈德霖、王瑶卿等，老旦有龚云甫、谢宝山等，净行有何桂山、裘桂仙等，丑行有罗寿山、郭春山、王长林等。这些富有创造才能的优秀演员，推动了京剧表演艺术的迅速提高。

进入20世纪，戏曲改良运动对京剧产生了重要影响。此时京剧艺术发展的主要标志为剧目的不断丰富与表演艺术流派的不断涌现。京剧出现了“四大须生”“四大名旦”。他们都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各成一派，代有传人。前“四大须生”为余叔岩、高庆奎、马连良、言菊朋。至20世纪40年代，出现了后“四大须生”：马连良、谭富英、杨宝森、奚啸伯。“四大名旦”为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苟慧生。南方的老生演员麒麟童（周信芳）与北方的马连良、东北的唐韵笙被合称为“南麒北马关外唐”。小生演员姜妙香、叶盛兰等，武生演员杨小楼、尚和玉、俞振庭、盖叫天等，武丑演员叶盛章等，净行演员金少山、郝寿臣、侯喜瑞等，丑行演员萧长华、慈瑞泉、刘斌昆等，老旦演员李多奎等，他们大多已形成流派，为后代所继承。

（三）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京剧艺术在剧目创作、音乐表演、舞台美术上都有了新的发展。《白蛇传》《野猪林》等传统改编戏，《赵氏孤儿》《杨门女将》《曹操与杨修》等新编历史剧成功上演。而《白毛女》《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等现代剧目的创作，标志着京剧艺术在探索用传统形式表现现代生活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北京组建了中国京剧院、北京京剧团等，上海、天津等地也组建了京剧院团和戏曲学校。舞台演出的骨干除老一辈演员外，还有大批的中青年演员。新生的人民政权十分关心戏曲。中央政府确立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戏改方针和“改人、改戏、改制”的三改政策，京剧艺术进入了新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