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被称为“雅部”的昆曲和被称为“花部”的其他地方剧种，在演出市场上形成激烈竞争。“花雅争胜”的结果是出现了足以取代昆曲文化地位的京剧，与此同时，在中国广阔的区域里，无论是在长江流域的湖北、四川、江苏和浙江以至相邻的福建，在华北的山西、河南、山东，还是在岭南地区，高腔、乱弹的传播，都催生出大量的地方性剧种，它们以适应当地方言语调而产生的地方声腔为音乐手段，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山西的晋剧、河南的豫剧、河北梆子和山东的莱州梆子、广东的粤剧、福建的闽剧、江西的赣剧，以及四川省包容了高腔、乱弹和灯戏等多种声腔的川剧，等等。而新剧种纷纷出现的势头，还将激发一个新的戏剧高潮。

四川是传统戏剧相当发达的地区，有清一代戏剧的蓬勃发展，令人瞩目。各种名目的戏剧演出，如灯戏、会戏、秧苗戏和傩戏，等等，经年不息，遍地都是戏台。以泸州为例，这里专供唱戏的“万年台”，明代仅四十余座，清代增至三百多座。四川地区流行多种声腔，清末年间的演出以高腔为主，时人统计，仅在成都经常上演的剧目就有三百多个，高腔就占其中一多半。其中最为艺人所重的是“高腔四大本”，即《黄金印》《琵琶记》《红梅记》《投笔记》。川戏班里流行的“江湖十八本”，是《彩楼记》《汉贞烈》《白鹦鹉》《青萍剑》《葵花井》《龙凤剑》《三孝记》《渡兰关》《四块玉》《铁冠图》《荆轲墓》《中三元》《玉簪记》《白蛇传》《荆钗记》《放白蛇》《三天香》《五桂联芳》，它们被视为一个川戏班要在这个“江湖”上行走必须掌握的基本剧目。川戏传统剧目之丰富，固不限于这几大本，但是它们构成了川戏舞台表演艺术的核心。川剧的高腔非常典型地体现了它从弋阳腔发展而来的不依托管弦、一唱众和的特点，帮腔和打击乐都有极其鲜明的风格。当然，四川一带的川戏，除了高腔以外，还有清代传入的昆曲，受汉调影响传入的皮黄在这里因为以胡琴为主奏乐器而改称为胡琴腔，或简称琴腔，还有梆子系统的弹戏、在本地灯会中常常出现的灯戏，等等。这些声腔都有自己的保留剧目，与高腔一起构成了川剧丰富的剧目和音乐系统。

岭南地区最受欢迎的剧种是粤剧。广东地方剧种粤剧，除了部分高腔和昆腔大戏，先后汲取了梆子和二黄，因此又称梆黄，与京剧的发展历程颇为近似。清末年间，粤剧已经在广阔的粤语区基本成型，形成了由八和会馆掌控的成熟的红船制度，各地的戏剧演出十分活跃而有序。那些唱广东戏的戏班都习惯于栖身于名为“红船”的戏船，“全班”通常有140～160人，分坐两船；只有一只红船的称为“半班”。八和会馆规矩森严，红船班在水网密布的两粤各地流动演出，均受其管制。

粤剧原以佛山琼花会馆为中心，清朝咸丰年间，太平军起，粤剧艺人李文茂率众起义，被残酷镇压后，所有粤剧戏班被严令解散，琼花会馆被毁。演唱粤剧的“本地班”遭到严厉禁演，只能在一些偏僻的农村地区悄悄演出。道光年间，地方孝廉刘华东为艺人出主意，建议他们以“京班”“京戏”的名义，瞒天过海，避过不许本地班演出的禁令，由此在广州一带陆续恢复组建了戏班，粤剧的演出也在京戏的幌子下渐渐复现。粤剧班社和粤剧的演出竞相恢复，一度不得不搭京班、徽班和南词班谋生的粤剧艺人也开始回流，戏班众人携手，在广州黄沙建造了八和会馆，粤剧因此迎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刘华东还为粤剧戏班编创了堂皇热闹、庄谐并重的大戏《六国大封相》，从此以后，所有广东大戏的演出，戏班每到一地，第一夜的演出按例均以《六国大封相》开台，至今不变。这时的粤剧中心从佛山转移到广州附近，而八和会馆成立后，原来用挂“水牌”的方式列明戏班名称、演员和剧目以供四乡雇请戏班的“吉庆会所”，也迁入其中，成为公所的附属机构。粤剧全盛时期，八和会馆所挂水牌，其中可供请戏者挑选的多达四十多家戏班，其后所说的“省港三十六大班”，都是八和会馆所属。以后的若干年里，香港、南宁、新加坡等地的粤剧艺人也在当地开办了八和会馆，至今香港的八和会馆还基本保持了原来的格局。清末，广州和香港两地出现了宝昌、宏顺、怡顺、太安、兴利、汉昌等专门经营粤剧演出业的公司，每家公司都拥有几家大中型的粤剧戏班，几乎垄断了广州和香港以及附近大中城市的粤剧演出业。同时，广州的豪富巨绅也开始有建造戏院之举，从光绪二十四年（1898）居住在河南的潘、卢、伍、叶四大富商联手开设第一座公开营业的永久性戏院“大观园”始，广州渐渐改变了在渡口等人流往来众多的场所临时搭建戏棚演出粤剧的习惯，光绪二十八年（1902）大观园改名河南戏院，红船可直泊戏院后门；而广庆、海珠、乐善、南关等戏院，都是在这一时期建成的；港澳和佛山等商业发达的城市，也陆续有商人建造戏院，如香港的普庆戏院、重庆戏院和后来闻名粤剧界的高升戏院、澳门的清平戏院等，推动了清末中国南方一带城市戏剧的繁荣。

清中叶以后，梆子在广阔的华北地区逐渐形成地方化的支脉，各路梆子竞相争胜。梆子疑因其伴奏时以木梆击节而得名，唱腔高亢激越，偶尔也有人称其为“乱弹”。秦腔在东向流播的过程中，最初在山西、陕西交界处形成山陕梆子，或称蒲州梆子。随后它继续向东、南两个方向流播，在不同地区形成梆子腔的不同分枝。如在紧靠陕西的山西，除蒲州梆子外，还有中路梆子、北路梆子、上党梆子等。在河南、山东、江苏北部也有了本地化的梆子剧种，河北一带的梆子一度细分为京梆子、卫梆子、口（张家口）梆子等，20世纪50年代统称为河北梆子。

蒲州梆子早在清嘉庆、道光年间就形成了南路、西路两个支流，咸丰、光绪年间，因晋商票号在北方的势力扩展极快，蒲州梆子也被带到华北各地，出现了大批著名演员，如老元元红（张世喜）、郭宝臣、侯俊山、天明亮、盖陕西等，其中郭宝臣、侯俊山尤为突出。(www.daowen.com)

山西的上党梆子另有特点。上党梆子虽为梆子的一支，但是在当地演出过程中，戏班多同时演出昆曲、罗罗腔、卷戏、皮黄等多种声腔的剧目。从清代初年起，多声腔并存的现象在上党梆子戏班中就非常普遍，当然，梆子仍是其中最重要的声腔。上党梆子总共800多个传统剧目，其中梆子占到将近600个剧目，此外还有皮黄不足百个，另有昆曲剧目十多个以及数个罗罗腔和卷戏的剧目。

上党梆子在各路梆子中有特殊的重要性。最初形成于隋唐年间的职业性的乐户传统，在这里持续千年之久，使后人有机会看到戏剧在不同年代的累积。通过明代留存至今的《迎神赛社礼节传簿四十宫调》，可以看到当时民间乐户的演出剧目确实有异于昆曲的传统。在这份珍贵文献中记录的“队戏”剧目，多数取材于唐宋年间的说书讲史，其中包括《封神榜》《三国演义》《说唐》《杨家将》《说岳》，等等，这恰是秦腔一脉以历史演义为主题的剧目系统。这个剧目体系几乎完全被上党梆子所继承。从早期乐户上演的剧目到上党梆子的剧目，再到其后汉调、徽戏、梆黄以及南方的各路乱弹、北方的各路梆子，直到京剧的剧目，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谱系，而这绝非偶然的巧合。

各路梆子与秦腔之间的关系，还可以通过基本相同或相似的主要伴奏乐器得到证实。同时，角色行当体系也基本相同，尤其是它们都以须生（或称胡子生，即京剧中的老生）为主，其次才是净角、旦角等。因此，在晚清和民国年间，京、津一带通常也称梆子为秦腔或秦剧。20世纪50年代初，北京的梆子剧团仍称为“秦剧团”。

梆子的流传，是继明初南方多个地方声腔兴起后，又一次民间文化大规模的觉醒。清代梆子腔的盛行，使北方地区的民间趣味找到了多样化而又更加适宜的戏剧表达方式，显示出该地区语言与音乐的丰富韵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