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先秦歌舞

先秦的歌舞以商周论之，根据史料，可归为四种类型。

第一，六代舞。据《周礼·春官·大司乐》所载，六代舞是：“舞《云门大卷》《大成》《大韶》《大夏》《大瘦》《大武》。”《云门大卷》是黄帝时的，《大咸》是尧时的，《大韶》是舜时的，《大夏》是禹时的，《大渡》是商代的，《大武》是周代的。六代舞属于宫廷大戏，传说是周公旦摄政期间，集中了前代乐舞编制而成，其目的是用于礼乐制度。

第二，戟舞、羽舞等持道具的歌舞，人舞。戟舞是因舞蹈者手拿五彩丝带而得名。羽舞是由舞蹈者手持半分开的鸟羽而得名。周代曾把宫廷歌舞分为“文舞”和“武舞”两类。《诗经·据风·简兮》中描述了这种表演情形：“硕人俱俣，公庭万舞。有力如虎，执辔如组。左手执龠，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锡爵……”文舞手持羽毛或乐器，武舞则持兵器，如盾、斧之类。人舞即长袖舞。

第三，散乐。亦即民间歌舞，是流传在社会上的各种形式的歌舞，内容极为丰富。

第四，四夷之乐。即其他部族的歌舞。(www.daowen.com)

（二）宫廷演艺《大武》

《大武》是西周最早的戏剧作品，作者是周公旦。据《吕氏春秋·古乐篇》中说，《大武》是周公旦根据武王指示而创作的。时间当在武王克殷不久。《大武》以现实生活为内容，直接表现的是武王率周军伐商、商朝覆灭这场改朝换代的巨大社会事件。全剧描写的即是武王率军伐殷取得胜利，继而进兵征服南方，扩辟疆土、安定天下的故事。基本情节的构成，《乐记·宾牟贾》曾有简略但颇为清晰的记述：子曰：“夫乐者，象成者也。总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发扬蹈厉，太公之志也；武乱皆坐，周召之治也。《武》乱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夹振之而驷伐，盛威于中国也。分夹而进，事早济也。久立于缀，以待诸侯之至也。”

这是孔子对《大武》内容的解释。全剧共分六场：第一场写武王大会诸侯，誓师伐殷；第二场表现武王统领的军队在牧野与殷军会战，并击败殷军，占领殷都朝歌，殷亡；第三场、第四场是描写周军继续向南进军，平定了南方的边疆地区；第五场表现周公、召公分别统治东方和西方；第六场表现周军班师还朝和对武王的崇敬之情。《大武》全剧的“脚本”保存在《诗经》里，一般认为，《诗经·周颂》中的《我将》《武》《资》《般》《酌》《桓》等篇即是。而上述孔子对《大武》演出情形的复述，则客观上弥补了《诗经》缺失的舞台演出部分。如此两相补足，使我们能够对《大武》有进一步认识。

从前引孔子关于《大武》表演的情形介绍中，可知《大武》的表演形象主体是由群体演员扮演剧中的周军，用以体现或实现对武王英雄形象的间接塑造。如周军持盾岿然不动、威武如山（“总干而山立”），以示强武雄威；举袂顿足，勃然怒介（“发扬蹈厉”），以震慑商军；众人皆纷纷跪下（“武乱皆坐”），以示国泰民安；木铎振响，将士挥动兵器向敌军出击（“夹振之而驷伐”），以保卫国家的安全。这些情节的演进和场面的变化，主要是通过场面调度和队形变化完成的。其表现方法，应该很像或很具有汉字“六书”中的指事、象形、会意、假借等构筑字形的方法。这种方法是表现性的，并有着强烈、鲜明的象征意义。

象征性是上古艺术普遍共有的特征。《大武》因其情节的丰富，使用的象征性表现手法就更为充分。表现的、象征性的方法，乃是自由的舞台时空天性使然。由此也就决定了它必然是虚拟化和程式性的表演方式。从描述《大武》演出情形的相关史料中，不难看出表演者的表演都是虚拟性的和一定程式化的，并且规范的程度很高，运用得也相当圆熟。剧中的环境转换，如周军从盟津到牧野再到南方等时空的变化，孔子表述时用“再成”“三成”等“成”字述之，这“成”字，就是“变”或“变化”义。这“变化”之义，应是指通过舞台时空自由和虚拟化的表演得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