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佛教国家之间的贝叶经手稿交换是非常常见的。斯里兰卡现存贝叶经手稿中就有一些用缅甸语和泰语书写的巴利语手稿。法显（公元337—422年），一位中国的游僧，曾为寻找Vinaya（《律》）一书，探访包括斯里兰卡在内的南亚、东南亚国家（公元399—412年）。因为印度没有《律》书，他曾在斯里兰卡Abhayagiri佛寺住了两年。随后，在Mahisasaka学校找到了《律》书的副本，并邀请斯里兰卡僧侣Sanghavami前往中国将其翻译成中文。后来，从这所学校脱离出来的一群人组建了Dharmaguptikas团体，这个群体就是至今在所有东亚佛教中依然被认可的《律》。公元5世纪末，两卷重要的斯里兰卡贝叶经——Samantapāsādikā（Vinaya commentary）和Vimuttimagga（《解放之路》）被带到了中国，并翻译成中文。公元5世纪，第一卷由Sanghabhadra译为Shan-jian-li-p’-ip’-osha，其中就包含了大正《中国大藏经》（T.1648）。公元6世纪初，第二卷由Sanghapala译为Cie-to-tao-lun（Guruge 2010）。

国王BuvanekabahuⅥ（公元1470—1478年）时期，缅甸国王Dhammacedi派遣了22名僧侣携学生以及Citraduta、Ramaduata二位部长前往斯里兰卡交流。他们在Kalyani河的Kalyānisīmā接受了较高的祝圣礼，并带回了许多流传在暹罗和柬埔寨的巴利语贝叶经（Perera 1988：67，68）。此事被记录在缅甸佩贡的一处碑文上，并附着1442年从斯里兰卡带回的贝叶经书单。书单中共有295卷，其中包括唐格温和他的妻子捐赠给僧侣的书籍（Lagamuva 2006：144；Silva 1938：xxv）。后来，由于拉贾辛格一世国王的信仰向印度教转变以及16世纪缅甸与葡萄牙的冲突，致使诸多贝叶经被送回，斯里兰卡也失去了它的文化宝库。(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