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斯里兰卡的贝叶经史与佛教关系:文化遗产传承实践

斯里兰卡的贝叶经史与佛教关系:文化遗产传承实践

时间:2023-08-1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斯里兰卡的贝叶经刻写史与印度的一样长。了解到口头传播所遭遇的传承危机后,僧侣们决定将法轮和教义都刻写在贝叶经上。根据印度和斯里兰卡的记载,刻写贝叶经至少很明显是在这一重大事件发生之前几个世纪就已经开始了。所有这些都与贝叶经高度相关,近代史表明了斯里兰卡人对于贝叶经的热爱,尽管当时印刷机制已经很完善。不仅是在斯里兰卡,甚至是南亚、东南亚的佛教国家,都基于贝叶经手稿对上述主题进行学术编写。

斯里兰卡的贝叶经史与佛教关系:文化遗产传承实践

斯里兰卡的贝叶经刻写史与印度的一样长。由于佛寺教育在该国教育领域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自公元前3世纪至今,它们被称为parivenas(僧伽罗语中为pirivena)。Mahaviharaya和Abhayagiriya是阿奴拉达普勒时期的著名中心。波隆纳鲁沃时期的Dimbulagala Alahana Pirivena,科特时期的Totagamuva Vijayaba Pirivena和Keragala Padmavati Pirivena,以及该国最后一个王朝康提时期的Asgiriya、Mallavatta、Niyamakanda Pirivenas,都是著名的教育中心。从一开始,僧侣对贝叶经的刻写就不仅仅包含了巴利语和佛教文化,还包括僧伽罗的文化和语法。诸如Gurulugomi、Vidyacakravarti、Devrada Dampasangina和ParakramabahuⅣ国王等也做出了贡献。

图书馆(僧伽语中为的potgula)是诸多公认的佛寺最重要建筑之一。国王Voharika Tissa和Ganthakara Pirivena在Mahavihara(大寺)内建造的房屋被命名为ganthapaṇṇika。著名评论员Buddhaghosa Thera在这里研究佛教经典,并继续他的评论者翻译项目,这里就好像图书馆一样(Lagamuva 2006:70)。在康提王朝,著名的佛寺被称为potgulvihāraya,如Ovala potgulvihāraya、Mahavela potgulvihāraya、Dematamaluva potgulvihāraya、Haguranketa potgulvihāraya。

伟大的Dutthagamani国王(公元前161—公元前137年)修建了佛法讲堂(dharmaśālā),并提供了檐篷、vijinipatas、讲道椅子和书籍。在国王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还读了一本名为Puññapotthaka(功绩簿)的书(Geiger 1950:222)。公元前2世纪,Kakavanna-Tissa国王(公元前205—公元前161年)的弟弟Uttiya王子通过一位假装成和尚的小男孩,用贝叶(patra)将自己深沉的爱意传递给他的嫂子。Kakavanna-Tissa国王误认为这是Uttiya王子的老师Kalyanitissa Thera(法师)写的手书。趁着Uttiya不在,将Kalyanitissa Thera放进了油锅,随后岛上的第一次海啸发生了(Geiger 1950:147)。贝叶经刻写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用于日常写作,然后在公元前3世纪由Arahant Mahinda(达阿罗汉)将佛教文化传入斯里兰卡后,用于记录宗教文化。

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1世纪,佛教借由口头传播、传承。瓦塔伽马尼国王统治时期(公元前29—公元前17年),佛教在斯里兰卡中部省份Aluviharaya(Aloka Vihara)首次被刻写在贝叶经上。此时,虽然没有得到王室的支持,但得到了当地领导人的帮助。在击败了统治当地14年的南印度侵略者之后,迎来了国王的第二任期。由于不稳定的政治权力和干旱、饥荒的暴发,一部分僧侣前往邻国印度,而一部分人则冒着生命危险在斯里兰卡保护法轮。了解到口头传播所遭遇的传承危机后,僧侣们决定将法轮和教义都刻写在贝叶经上。这一决定在世界宗教史上记上了浓重的一笔,记录了一系列的教科书、注释、教规,证实刻写机制在斯里兰卡得到了建立和完善。根据印度和斯里兰卡的记载,刻写贝叶经至少很明显是在这一重大事件发生之前几个世纪就已经开始了。例如Nissankamalla铭文(公元1187—1196年)中所述,有关捐赠和礼物的记录应该刻写在铜板上而不是贝叶经上,因为贝叶经的记载会被蚂蚁、老鼠破坏。因此,显然在此期间贝叶经已经是众所周知的刻写材料了。(www.daowen.com)

据岛上关于佛教贝叶经刻写近代史的记载,在19世纪和20世纪举行的两次活动最具代表性。第一次是在代表《尼柯耶》、斋戒、阿玛拉普拉的著名僧侣领导下发生的。Valane Siddhattha Thera、Hikkaduwe Sumanagala Thera和Yatramulle Dharmarama 代表Siam Mahanikaya,Lankagoda Dhirananda Thera、Randombe Dhammalankara Thera、 Veligama Sumangala Thera和Vaskaduve Subhuti Thera代表Amarapura Mahanikaya,他们 一起代表了宗教社会。Iddamalgoda Abeykoon Atapattu Mudiyanse Ralahami、来自Ratnapura Saman Devalaya佛寺的Diyavadana Nilame和Batuvantudave Devarakshita则代表了世俗社会。贝叶经刻写委员会于公元1867年在位于Sabaragamuva省Ratnapura区Palmadulla Pirivena的Sudassana Dharmasala成立,被定名为Sudharmodaya Pirivena。第二次是1981—1991年在Etipola Medhankara Thera和Ambanpola Ratanasara Thera领导下于马塔莱的Aluviharaya举行的。所有这些都与贝叶经高度相关,近代史表明了斯里兰卡人对于贝叶经的热爱,尽管当时印刷机制已经很完善。

巴利语文献中包含了教规、注释、子注释、编年史、手册、语法书、词典等,由于贝叶经刻写委员会非常关注巴利语经典,因此它们全部被刻写在了贝叶经上。这些文献一直被刻写在贝叶经手稿上用以保存、传播,直至公元1737年引入印刷术为止。尽管如此,值得注意的是,直到19世纪初,贝叶经手稿依旧十分流行。不仅是在斯里兰卡,甚至是南亚、东南亚的佛教国家,都基于贝叶经手稿对上述主题进行学术编写。同理可知,从阿奴拉达普勒到康提时期的传统僧伽罗文学很可能是对巴利语文学的翻译或改编,或者至少引用了巴利语文学的主题。僧伽罗语经典作品Siyabaslakara,为文学作品的创作提供了必要指导。

有关佛陀前世的文学作品必须用诗歌写成,而习俗、仪式等则用散文写成。对于戏剧,必须在诗歌和散文中都使用。因此,传统的僧伽罗文学不仅仅是该国的佛教文化,基于贝叶经手稿的传统僧伽罗文学则对专业性要求很高。一些佛教信徒对僧伽罗文献解读做出了极大的贡献。Gulugomi、Vidyacakravarti、国王ParakramabahuⅣ是典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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